〔本報綜合報導〕今年5月中捷事故造成1死14傷，事後台中市政府向興富發求償2.6億，不過據悉興富發認為金額過高、部分項目沒折減空間，2次協調破局，雙方已各自申請協商仲裁，預計3至6個月內會有結果。興富發建設位於南屯區的文心愛悅建案塔吊吊臂，今年5月10日砸進中捷軌道，接著列車撞擊吊臂，導致1死14傷重大事故。中市交通局長葉昭甫表示，案發後特地邀日本技師來台針對受損車輛盤點、檢視車輛是否能修復，結論是不堪修復，且修復後可能有很大的風險。葉昭甫說，列車為客製化訂製，不像坊間相關產品可買現貨，相關求償是根據當初契約價金單價來求償，每列車約2億元做全額求償，18輛車廂平均，另加上其他設備像是軌道，以及服務的損失，共向興富發求償2.6億元。但7月時曾開2次協調會未達成共識，雙方均同意提起仲裁，各自推舉仲裁人，互推主仲裁人，市府希望針對損失，向興富發進行求償。一般仲裁期程約3到6個月，市府會儘量加速進行。台中市長盧秀燕對此表示，這麼大的事故造成人員死傷及台中建設破壞，包括捷運營運上受到的影響等，站在政府的立場要積極求償，經過2次協商談判很遺憾沒有成功，目前交由仲裁，希望有好結果，台中市政府在這方面立場堅定。興富發建設則發布聲明強調，對於這次意外造成的損害，從未拒賠，該負起的相關法律責任，絕不推卸，事發之後，也陸續與受害者及家屬達成和解。

■時代力量黨主席 王婉諭 一、民主內戰與第三勢力我們還是要快速回顧歷史，回到「為什麼需要第三勢力」這個問題被提出的時空背景。周奕成先生提出的第三社會論，清楚勾勒了「藍綠民主內戰」的社會背景。他認為，藍綠對抗源自於兩個社會集團的鬥爭，他們有不同的生命經驗與世代記憶，因而在意識型態、政治主張上，有著你死我活、無法調和的對立。他們以消滅對方為職志，每四年一次的選舉，就是雙方血脈賁張的戰場。為了招兵買馬，他們無所不用其極挑動台灣社會的情緒，把鬱悶轉為憤怒，把不平轉為妒恨，只為了在戰時殲滅對方。當「各政黨就形同人民相互對抗的集團」、「政黨為了爭奪政治地位及權力而捨棄國家的利益，互相仇視、敵對」（林義雄語），民主內撕裂了台灣，拖住社會進步的腳步，所以我們需要超越藍綠內戰的第三勢力。第三社會黨是21世紀後台灣的第一次嘗試，可惜台灣社會還沒有足夠的條件。然而近十年後，當政治機會浮現，社會基礎逐漸成熟，時代力量、社會民主黨、台灣民眾黨等第三勢力政黨粉墨登場時，民主內戰的業力仍未褪去。一說起政治，台灣人仍舊充滿情緒張力，憤恨不平仍是政治能量的沃土，藍綠宣傳機器打磨多年，讓人民輕易敵視人民的意識型態，依舊深植人心。那些藍綠集團豢養的媒體、名嘴，那些決定資源分配規則的金融地產集團，那些壟斷社會資源的地方派系都還在那裡。對於第三勢力政黨而言，它們是必須謹慎以對的雷區，卻也是攫取資源，求取壯大發展的沃土。究竟是要拋棄民主內戰的武器，還是要撿起民主內戰的槍砲彈藥，用延續民主內戰的方式壯大自己，每一個第三勢力政黨，在每一個時刻，都會面臨這樣的抉擇。我必須說，這是一個巨大的誘惑。二、時代力量與民眾黨的選擇面對這些抉擇，時代力量與民眾黨走上了不一樣的道路，選擇了截然不同的發展戰略。戰略上，柯文哲以終結藍綠惡鬥登場，卻以延續民主內戰、重新劃分戰場取得了穩固的政治定位，他把藍綠內戰，轉化為對執政者的戰爭，把藍綠內戰重新定義為非綠對綠的內戰。柯文哲是如何達到這個戰略結論的，我無從得知，但我能同意，這是一個合理的擴張策略選擇。因為他從2014年的選舉經驗清楚知道，包圍一個落居下風的執政者，很容易獲得廣大的社會支持。2014年他是泛綠陣營的代表人物，2020年後的柯文哲當然有理由相信，他可以成為非綠陣營的領頭羊，因為他面對的是一個綜合戰力遠不如民進黨的國民黨。在戰術上，民眾黨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用過去民進黨對付國民黨的方法來對付民進黨。誰說話最兇狠，最具羞辱性，誰最能對抗執政者，誰就是最盡責的在野黨。在柯文哲的戰術指導下，民眾黨徹底落實過去民進黨的羞辱式問政作戰，遠比笨拙遲緩的國民黨更吸睛。以立法院來說，民眾黨的委員召開大量的記者會，把問政監督降格為製造標題，把製造大量套版式的質疑，當成有在監督的指標。我在立法院的經驗告訴我，那是一種虛假的問政監督，解決問題不是他們的目的，製造新聞曝光，營造監督形象才是。當然這並不是說，民眾黨沒有想要解決問題的政治人物，但他們難以抵擋這種流於表面的問政風格，也必須配合黨的意志，大量演出這種製造標題的拙劣戲碼。然而在「有在監督」的媒體形象背後，為了在最短的時間內聚集最多的鈔票與選票，柯文哲把「撿到籃子都是菜」進行到底，大剌剌的與地方派系尋求合作，吸納不見容於藍綠，或是騎驢找馬的政治頭人。2022九合一大選以來，民眾黨試圖結盟的地方勢力，包含以土方砂石起家的苗栗鍾東錦系統、台中海線顏清標家族、還有惡名昭彰的嘉義蕭家班等。當然，還有許多歪七扭八、前科累累的個體戶，通通成為柯文哲旗下的加盟店。所以，柯文哲有意識的繼承、運用了兩個民主內戰的遺續。一是繼承了民主內戰的敵我意識，徹底學習民進黨的鬥爭手法，煽動人民對抗人民；二是運用了藍綠統治集團散落在外的兵馬勢力，做起資源回收、借殼上市的勾當。當柯文哲選擇了阻力最小，也最適合拓展政治版圖的一條路，民主內戰的情緒邏輯、統治結構，當然非常輕易的襲奪了第三勢力的想像。打著第三勢力超越藍綠旗幟的柯文哲，搖身一變為非綠陣營的頭號人物。過去這幾年，時代力量有意識的在抗拒這些誘惑。時力沒有加入綠與非綠的戰爭，而是努力保有自己的主體性；時力的問政遠較民眾黨切事紮實，解決了不少艱難的課題，但是口味沒有那麼重、鎂光燈沒有那麼多；時力沒有忘記成為青年參政平台的使命，一直用遠高於民眾黨的篩選標準，挑選藍綠集團外的政治夥伴。這個過程吃力不討好，未必能滿足選民嗜血的眼球，也付出了不小的代價。只是我始終認為，第三勢力的想像是珍貴的，第三勢力的形成是值得追求的。為了壯大自身而交換靈魂，這種事情我做不到。然而問題不能停在這裡。我們必須要追問：為什麼真正的第三勢力路線，被虛假的第三勢力路線超車？為什麼台灣社會，還沒有第三勢力足以穩健發展的基礎？答案，還是要到政治制度、社會結構的變與不變中去尋找。三、第三勢力的政治與社會基礎過去許多人曾抱持一種非常樂觀的看法：解嚴後出生的新世代，將形成第三勢力穩固的社會基礎，解開藍綠惡鬥的死結。然而歷史告訴我們，318運動後，我們先是經歷了的柯文哲現象，接著是時代力量的崛起，然後就是韓國瑜旋風，以及現在的柯文哲。有一種看法認為，第三勢力的發展，已經讓位於民粹政治的發展。然而全球民粹主義比較能解釋韓國瑜的崛起，比較難以概括支持柯文哲的社會基礎，因為低薪的「非技術工人」與收入較高的「新中產階級」，是支持柯文哲的兩個重要版塊。那我們就要問，為什麼撐起柯文哲的「非技術工人」與「新中產階級」，沒有辦法制約、修正柯文哲，讓他走向超越藍綠、終結內戰的第三勢力路線？而是讓柯文哲走進了民主內戰。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台灣貧富差距不斷擴大，這個擴大，至少有三股值得留意的現象：一是非技術工人、低薪服務業越來越難分享到經濟成長的過程；二是台灣的ICT產業打造了一群相對富裕的新中產階級；三是資本、稅制的鬆綁，讓金權地產集團掠奪了社會更多的財富，取得越來越大的影響力。當金權地產集團從土地的主人變成國家的主人，深刻影響了台灣的內政走向，你很難相信政治是有用的。正是這種低落的政治效能感，團結了「非技術工人」與「新中產階級」。當政治是無用的，你怎能反對垃圾不分藍綠？當統治菁英難以回應人民的需要，你怎能不相信他們是充滿陰謀的集團？當行政立法程序難以取信於民，你怎能不相信「政治不難、找回良心而已」？柯文哲與韓國瑜沒有提出解答，他們僅僅是共感、詮釋了面對政治的無力，面對政治的失敗主義，就獲取了可觀的社會支持。為了同理、餵養這種無力感，政治立場凌駕了政策討論，政治攻防退化為取暖支持者的心靈撫慰。連挑戰金權地產集團的結構性改革，也都讓位給打倒權貴司法的抓壞人與爆料秀。選民只因為無力感獲得了同理，就認同了後面的那個人，不論他提出那個答案有多麼虛妄倒退。這就是台灣今日的寫照。可是，為什麼我們不解決這種無力感的根源？為什麼我們不挑戰豢養金權政治的私費選舉，挑戰有權無責的憲政體制？為什麼我們不改變畸形的國會選制，採用聯立制納入更多政黨比例代表，讓多元的聲音進入國會？正是這些政治制度，系統性的阻斷人民參與，穩定生產無力感，催生了民粹政客，打壓了民主政治，抑制了第三勢力，延續了民主內戰。四、第三勢力的使命這就是第三勢力的使命。我們必須改革系統性阻斷人民參與、穩定生產無力感的憲政制度，我們必須拒絕延續民主內戰的誘惑，拒絕餵養無力感的政治行動，拒絕用重述問題來代替提出解決方案。一句話，第三勢力必須建構自己的政治與社會基礎，除此之外別無他法。否則第三勢力一旦加入民主內戰，只會增添社會的怨懟，無助於政黨的和解、社會的覺醒和國家的進步，取消了自身的存在意義。第三勢力必須充滿覺察的檢視自己的行動，唯一的判斷標準，就是這樣做，有沒有擴大第三勢力得以穩定發展的社會與政治基礎，有沒有用超越民主內戰的方式，爭取更多的盟友和支持。具體而言，我認為第三勢力有三項不可迴避的使命。第一，我們必須用協商民主終結民主內戰，以尋求共識取代餵養仇恨。第二，我們必須用多黨民主替代兩黨民主，推動終結政黨惡鬥的修憲工程，讓多元的聲音取得政治代表，讓經濟資力不再成為參政的門檻。第三，我們必須用社會民主挑戰社會壟斷，舉起分配正義的旗幟，改革社會的資源汲取與再分配機制，打破金權地產集團的壟斷控制。這三項使命，就是時代力量創黨主張「國家正常化」的精神核心。時代力量雖然是小黨，但必須是理念清晰的好黨，我們要長大，但我們必須謹慎的長大。我們必須節制藍綠白三黨的內戰與內耗，我們必須提出關鍵的改革議程，在國會扮演關鍵少數，推動協商民主、多黨民主、社會民主這三項使命。台灣需要這樣的第三勢力，我也會拼盡全力，讓時代力量實現第三勢力的使命。過去做得不夠多、不夠好，但我相信只要反求諸己、不忘其志，台灣社會仍舊會需要時代力量。我是時代力量黨主席王婉諭，請大家時時鞭策，拭目以待。（轉載自王婉諭臉書）

■ 映丞 泰國自2019年3月舉行大選後，至今仍未能組成新的內閣。這是因為泰國的政治體制存在著多重的問題和矛盾，使得各方難以達成共識。以下是一些影響泰國內閣組成的主要因素：1、軍政府的影響力：泰國自2014年發生軍事政變後，由普拉尤特．占奧差將軍領導的軍政府一直掌握著實權。軍政府制定了一部有利於自己的新憲法，並通過了一系列的法律和規定，限制了反對派的活動空間。軍政府還建立了一個親軍的政黨——帕拉巭塔黨，以參加大選。在大選中，帕拉巭塔黨獲得了最多的議席，但未能達到過半數。因此，帕拉巭塔黨需要與其他政黨組成聯合政府，才能確保普拉尤特繼續擔任總理。然而，這一過程受到了其他政黨的抵制和質疑，尤其是以前曾執政的泰愛泰黨和未來前進黨，他們認為大選不公平，並要求重新計票和修改憲法。2、皇室的角色：泰國是一個君主立憲制國家，皇室享有極高的崇敬和尊嚴。任何對皇室的批評或不敬都可能觸犯刑法112條，即所謂的「侮辱君主罪」，最高可判處15年的監禁。因此，皇室在泰國政治中具有重要的影響力，但也是一個敏感和禁忌的話題。在2019年大選前夕，前總理他信．西那瓦的妹妹、前公主玉比拉．西那瓦宣布參選總理，引發了轟動。她是由未來前進黨提名的候選人，該黨被認為是反對軍政府的力量。然而，在她宣布參選後不久，現任國王瑪哈．哇集拉隆功發表聲明，指責她違反了皇室傳統和規範，並表示不支持她的參選。隨後，選舉委員會宣布取消了玉比拉的候選資格。這一事件不僅打擊了未來前進黨的士氣，也引發了泰國社會對皇室干預政治的爭議和不滿。3、社會的分裂：泰國自2006年以來就處於一種持續的政治動盪和社會分裂之中。主要的對立陣營是「紅衫軍」和「黃衫軍」，前者支持他信和泰愛泰黨，後者支持皇室和軍政府。這兩派人民在過去的十幾年裡曾多次發生衝突和示威，造成了數百人的死亡和傷亡，以及經濟和社會的損失。在2019年大選中，這種分裂仍然存在，反映在各個政黨和候選人的支持率上。泰國的選民大致可以分為三個群體：一是支持軍政府的保守派，主要分佈在首都曼谷和南部地區；二是支持泰愛泰黨的親民派，主要分佈在北部和東北部地區；三是支持未來前進黨的改革派，主要是年輕人和城市中產階級。這三個群體的利益和訴求並不一致，也難以妥協和合作，導致了泰國政治的僵局和混亂。綜上所述，泰國無法組成內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涉及到泰國的政治體制、皇室、社會等層面。要解決這一問題，需要各方展現出更大的包容和對話的意願，以及對泰國民主和發展的共同承擔。

近日，新竹市長高虹安因涉嫌詐領助理費一事，受到台北地檢署的起訴。根據指控，高虹安在任職立法委員期間，以虛報加班費的方式詐領了46萬30元，被控違反了《貪污治罪條例》等相關法規。這一起的案件引發了社會的廣泛關注與討論，也讓人們對於政治人物的道德品格與行為進一步反思。這起案件的發酵，讓我們不得不思考，政治家的行為應該如何被評價？我們應該期待他們展現出高尚的道德標準，還是應該接受他們在處理公共事務時可能的錯誤與不當行為？高虹安涉貪案的爆發，再次提醒我們，反貪污是一個永恆的議題，政治家應該時刻保持清廉，為民眾做出好的示範。從法律的角度來看，高虹安涉貪案所涉及的罪名相當嚴重，如果被判有罪，可能面臨長時間的監禁，甚至可能褫奪公權。這也意味著，她的政治生涯可能會因此中斷，無法再擔任公職。然而，法律只是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問，這樣的案件對台灣的政治生態和社會信任造成了怎樣的影響？在這起案件中，除了法律的制裁，我們更需要關注的是政治家的道德操守。政治家應該時刻保持廉潔，對於公款應該慎之又慎，不應該因為小利而損害公眾的信任。高虹安案的爆發，無疑對台灣政治形象造成了一定的傷害，讓人們對政治家的期望更加迫切，希望他們能夠遠離貪污的誘惑，為民眾做出榜樣。然而，我們也應該看到，這起案件也反映出了台灣社會對政治家的高度期望與挑戰。政治家需要在繁重的工作中保持清廉，但同時也需要面對各種壓力和誘惑。我們應該思考，如何從制度和文化上為政治家提供更好的支持，讓他們能夠更好地履行職責，為社會做出貢獻。總之，高虹安涉貪案的發酵，讓我們不得不重新思考政治家的角色和責任。這起案件不僅是一個個人的問題，更是一個提醒，我們需要建立更健康的政治生態和更堅固的反貪污制度。首先，政治家應該時刻保持清廉，並以身作則，為社會做出正面示範。政治家的形象不僅關乎個人，更關乎整個政治體系的可信度。這需要政治家自己有高尚的品格，也需要社會給予他們足夠的支持和鼓勵。其次，反貪污制度應該更加健全和嚴格。我們不能僅僅依賴個別案例的曝光和檢察機關的起訴，更需要建立起一個有效的監督機制，確保公款不被濫用，政治家的行為受到嚴密監控。此外，司法程序應該公平公正，確保每一個被指控的人都能夠獲得公平的審判。同時，我們也應該從教育和文化層面入手，培養社會對於廉潔和道德的重視。從小學階段開始，就應該灌輸孩子們正確的價值觀，讓他們明白誠實、正直和公平對於一個社會的重要性。這樣的教育可以從學校課程開始，也可以通過家庭和社會的力量進行。最後，我們需要建立一個開放的社會文化，讓人們能夠自由地監督政治家的行為，並且能夠勇於揭露不當行為。這需要媒體的持續報導和監督，也需要公民的參與和舉報。只有當整個社會形成了對於貪污的共識，政治家才會感受到壓力，從而更加謹慎行事。總之，高虹安涉貪案的發生提醒我們，政治家的清廉和道德是政治生態健康的基石，我們需要共同努力，建立一個更加正直和公正的政治體系。同時，我們也應該正視制度和文化上的不足，進行改革和提升，讓我們的社會變得更加堅固和健康。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在未來避免類似案件的發生，讓政治成為為民服務的光榮事業。對於高虹安涉貪案的判刑機率以及其涉及罪行的嚴重性，根據高虹安的行為涉及多項罪行，包括偽造文書和利用職務詐取財物等。這些行為不僅是技術性的違法，更涉及到道德和職業倫理的重大問題。首先，助理未真實加班卻申領加班費，並將加班費拿來交際或私人使用，顯示了高虹安在運用公款方面的不誠實和不擔當。這種行為不僅是對於納稅人的不負責任，更是對於助理的壓榨和濫用。這種不正當的行為嚴重損害了政治家的形象，也破壞了公眾對於政治體系的信任。其次，根據《貪污治罪條例》規定，利用職務詐取財物罪可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這顯示出相關法律對於政治家的職務濫用和貪污行為是極為嚴厲的制裁。而且，高虹安的涉案金額不小，超過46萬，這也加大了其被判刑的可能性。最重要的是，這起案件的處理不僅關乎個人的刑責，更關係到政治生態的健康。政治家應該是為民服務的典範，而不是以公權私用、濫用職務為自己謀取私利。這起案件提醒我們，反貪污不僅僅是司法機關的責任，更是整個社會的共同使命。我們需要建立更健全的法律制度，也需要培養更健康的政治文化，讓政治家在面臨誘惑時能夠堅守原則，不背離人民的利益。總之，高虹安案的判決結果將不僅影響她個人的前途，也將對整個政治體系產生深遠的影響。我們應該關注這個案件的審判過程，並從中吸取教訓，不斷提升我們的政治生態，確保政治家始終堅守職業操守，為人民的利益而努力。

■京彩台灣 http://www.newstw.org/wp-content/uploads/2023/08/videoplayback-3-1.mp4我是張鴻文，來自臺灣，我是2012年來到清華大學讀書，然後畢業就在北京工作。這些年在銀行的工作裡，我負責的是投資的部分。也組織了一支臺灣青年的籃球隊，這支球隊也是在北京以臺灣青年為主的，我生活中其實最喜歡的就是籃球運動。目前這支球隊組成的人員大概有150人左右，在北京成立了兩年左右。球隊的成員大部分來自于互聯網行業以及金融。成立之初，我們參與了無錫的一個籃球比賽，當時也是我們球隊初成立，那會我們的人員只有20人左右，無錫台辦盛情邀約，也是在這個活動裡大家凝聚了起來，也產生了一個想要把這支球隊做大的想法。它不只是一個籃球活動，它更多的時候也是一個大家溝通的媒介，也成為大家的一個很好的聯繫的紐帶。我參與的兩岸交流活動也挺多的。兩岸青年峰會在每年的7月到8月份左右，去年是我參加了第一屆，對我來說也是一個很不一樣的經歷。在青年峰會中能看到兩岸非常優秀的青年人，去分享他們工作中的一些成就，包含他們在生活中的一些經驗，我們也是受益良多。今年也是在7月份，我也會繼續參與兩岸青年峰會。其實自己也是在台協擔任一個海淀區的理事，會固定辦各樣的大型企業的參訪，也在參訪中我們會幫助到年輕人。6月初，我們參與了一個包粽子的活動，它主要是對兩岸的這種粽子文化有一些交流。因為兩岸的粽子的差別是，臺灣可能以肉粽為主，在北方都是以甜粽為主，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文化的碰撞。但是因為其實從血脈上是相連的，我認為很多文化中也存在了它的相同性。北京的建築是非常厲害的，當時剛來的時候，像國貿金融街可能建設的沒有那麼成熟，但目前看到的是國貿有中國尊，有非常好的建築，而且中國的建築目前是世界數一數二的。交通的變化我覺得能看得到，北京剛開始的時候地鐵很少，但現在基本上線路已經遍佈了全北京，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很大的變化。我自己本科是學習歷史的，對於這種古典的文化還是非常有一些情感的，像是五道營胡同，這是一個我比較喜歡去的老胡同。在那邊我看到很多的文玩，還有一些好的餐廳，我覺得這就是我在北京蠻喜歡的一些古文化。希望我的工作能夠在北京繼續穩定下去，也有好的升遷機會。也希望能夠把我們球隊包含各個方面的一些年輕人，能夠更多的帶領他們在這個地方紮根下來。讓自己能夠在各樣的活動中也能夠學習成長，然後更多的融入在這個地方。心安之處即是家，10年北漂，北京是我第二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