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期制度爭議再起 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與朝野三黨立委日前共同呼籲，應將五一勞動節及九二八教師節納為國定假日，統一全國放假一天，藉此彰顯對勞工與教育人員的尊重與肯定。這項提案一出，立即引發社會各界對於現行放假制度及未來假日調整方向的熱烈討論。 目前內政部指出，依據現行規定，全國各項紀念日及節日中，除春節假期享有三天連假外，其餘各節日皆為放假一天，加上週休二日後，全國全年實質總放假日數達115至116天，此數字正符合1989年立法院附帶決議的要求。內政部說明，當初在公務人員自1990年1月1日起實施週休二日的配套改革過程中，立法院於1989年6月30日三讀通過《公務員服務法》修正條文，並附帶決議保留傳統民俗節日，同時將部分紀念日調整為「只紀念、不放假」，以維持全年放假總日數的穩定。隨後，內政部於同年12月30日修正「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使之符合立法精神與政府、工商團體多年來協商共識。 此外，內政部亦強調，為保障國民放假權益，早在103年6月11日即修正相關辦法，明定當紀念日或節日落在例假日時，一律予以補假。隨著《勞動基準法》105年的修正，推行「一例一休」制度，現今公務人員與勞工在紀念日及節日放假安排上，已趨向一致，呈現出一個較為完善的假期制度。內政部表示，雖然從數量上看，全國放假天數已達共識，但因涉及假日增刪、名稱變更以及實際放假安排等多項議題，各界意見仍有分歧，未來仍需廣泛徵求各方看法，努力凝聚共識。 面對教師工會與朝野立委提出新增國定假日之呼聲，有關單位表示，政府在考量各行各業休假權益的同時，也必須兼顧國家整體經濟運作與社會運轉平衡。學者指出，假日制度調整牽涉面廣，不僅關係到勞工、教育界等各主要社會團體的權益，更關乎產業運作與國際競爭力，因此在進行任何變革前，都必須進行縝密的評估與多方協商。部分專家認為，若能在現有基礎上適度增加國定假日，不僅能提升民眾生活品質，也有助於促進內需與觀光產業發展，但同時必須妥善解決由此可能引發的工作排班與企業生產運作等連帶問題。 據悉，此次教師工會與立委提出的修法建議，主要在於期盼透過法定假日的調整，能讓教育工作者在繁重教學與行政任務之餘，獲得更多休息與充電的機會，進而提升教學品質與整體教育環境。立委們則表示，國定假日不僅是休憩時光，更是一個國家文化與歷史記憶的重要展現。尤其是勞動節與教師節，分別代表了對勞工與教育工作者的肯定，將其列為法定假日，可視為國家對這兩個群體努力付出的肯定與支持。 內政部官員則回應，現行假期制度在數量上已達115至116天，完全符合既定規範；未來若要再度調整，將會在徵求各界意見後，審慎研議相關利弊，務必在維持社會運作平衡與民眾休息權益之間，找到最佳落點。對此，社會各界普遍抱持期待，但也有意見指出，任何假期制度的改變，都應考量到國際趨勢與本土產業需求，才能達到真正促進國家整體發展的目標。 綜合各方觀點，目前假期制度爭議正處於多方討論與協商階段。未來是否會如教師工會與朝野立委所期盼，新增五一與教師節為國定假日，仍有待政府進一步研議及各界意見之整合。政府與各大團體的持續對話，將是決定假期改革能否順利落實的關鍵，相關議題未來發展備受關注。 罷免活動募款爭議 內政部：應透過政黨收受政治獻金 近期各地「大罷免」行動陸續展開，許多活動皆以「公民團體」名義發起，然而，現行《政治獻金法》對於罷免活動經費的募集與使用規範尚不明確，引發外界關注。內政部24日表示，根據現行法規，從事罷免活動的經費應透過政黨收受，並不得以公民團體或一般人民團體的方式進行募款。內政部也強調，《政治獻金法》修正草案已送行政院審議，未來將增列罷免案提議人的領銜人及被罷免人可收受政治獻金的機制，以強化罷免活動的財務透明度。 罷免募款規範爭議 政府：現行法僅限政黨可募資 根據《政治獻金法》規定，政治獻金指的是對於從事競選活動或其他政治相關活動的個人或團體，無償提供之動產、不動產、不相當對價之給付、債務免除或其他經濟利益等資源。內政部指出，依照目前法令，只有政黨及擬參選人得以合法收受政治獻金，因此，罷免活動的經費募集也應透過政黨進行，並受相應法規監管。 然而，近年來多起罷免行動皆由非政黨背景的公民團體發起，部分團體透過網路或實體活動進行募資，甚至以公益勸募的形式收取捐款。此舉引發外界質疑，認為此類資金運作模式可能規避《政治獻金法》規範，影響政治活動的公平性與透明度。 修法方向：擴大罷免相關人員收受政治獻金機制 內政部進一步指出，為填補法律漏洞，現行《政治獻金法》修正草案已送行政院審議，內容增列罷免案提議人的領銜人及被罷免人可合法收受政治獻金，以建立更明確的財務管理機制。根據草案規定，罷免案領銜人與被罷免人可自向選舉委員會領取連署人名冊格式之日起，至罷免案投票日前一日止，於該時段內收受政治獻金。 目前，此修正草案尚未經行政院審議通過，後續仍須送交立法院審查，經立法院通過後方能正式施行。內政部強調，未來法案若完成修法，罷免案相關人員將可透過合法管道募集政治獻金，以符合政治獻金法的「陽光原則」，確保財務透明，並避免資金來源不明或流向不受監管的情況發生。 政治團體募款規範變革 罷免資金監管機制待完善 內政部也提到，過去《政治獻金法》曾允許「政治團體」收受政治獻金，但自2017年《政黨法》通過後，所有政治團體須於兩年內轉換為政黨，因此目前已無「政治團體」存在。因此，修正草案亦同步刪除政治團體收受政治獻金的相關條文，以符合現行法律體系。 內政部呼籲，社會各界在進行罷免活動時，應遵守現行《政治獻金法》規範，避免違法募款，以免涉及法律責任。內政部強調，政府將持續推動法制完善，以確保罷免活動的公平性及財務透明度，讓政治參與符合法治精神。 後續發展：修法進度受關注 政治獻金管理機制待強化 隨著「大罷免」行動在各地展開，罷免相關財務規範已成為社會熱議焦點。未來，內政部將持續關注修法進度，並強化政治獻金管理機制，確保所有政治活動均在法律規範下運作。 外界關注，若修法順利通過，罷免案的財務透明度將有所提升，但在此之前，現行募款模式的法律界線仍存有模糊空間，如何有效監管仍是政府與民間須共同面對的課題。 政治新局：從藍綠白民調看當前台灣政局轉型 　　2025年2月24日，《美麗島電子報》公布最新國政民調，針對藍綠白三大政黨及其立法院總召的好感度調查結果，再次映照出台灣政治現況中的多重矛盾與轉型契機。根據調查數據，執政黨民進黨獲得43.6%的好感度，其中11.8%認為「很有好感」、31.8%認為「有些好感」，但反感比例同樣達到45.7%；相較之下，國民黨僅有31.6%的好感度（其中4.5%為「很有好感」、27.1%為「有些好感」），反感比例則攀升至54.7%；而新興的民眾黨則僅28.5%的好感度（2.5%為「很有好感」、26.0%為「有些好感」），反感比例則為55.6%。（以上數據來源：美麗島電子報） 　　此外，就立法院藍綠白三黨總召的形象來看，民進黨的柯建銘獲得26.4%好感，54.0%反感；國民黨的傅崐萁僅有20.1%好感、反感卻高達58.3%；民眾黨的黃國昌則顯示28.0%的好感、55.6%的反感。這一系列數據不僅呈現各黨在民眾心中支持與反感的交織狀態，同時也透露出台灣選民對現有政治領袖與政黨形象日益失望與矛盾的心態。 【數據背後的民意脈動】 　　從民調結果看來，執政黨民進黨在好感與反感間呈現較為接近的分化，似乎顯示出民眾對政府施政雖有部分認同，但同時也隱含深層不滿。尤其在政治立場長期對立、議題分歧日益加深的背景下，民進黨難免受到既有支持基層與中間選民之間意見割裂的挑戰。反觀國民黨與民眾黨，雖然在好感度上分別落後，但其反感度卻更高，這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傳統藍營及新興白營都難以完全打破過去的標籤與形象包袱。 　　立法院總召的數據更是耐人尋味。傅崐萁的反感率高達58.3%，這數字遠超其他黨派總召，顯示出藍營在國會議事運作及領袖風格上，可能存在形象管理不善與政策溝通不足的問題。這種局面正契合部分觀察者所言的“政壇領袖失去公信力”，也進一步加劇了選民對政治現狀的不安情緒。 【議題背後的歷史與結構性因素】 　　從歷史角度來看，台灣政治長期以來受藍綠對立所牽制，雙方的論述框架與選舉策略在相當程度上固化了民眾的認知。近年來，隨著社群媒體與網路資訊的迅速傳播，過去那種單向的政黨宣傳模式逐漸失效，取而代之的是各種多元聲音的交鋒。在此背景下，無論是執政黨還是在野黨，都難以再完全依賴傳統支持者，而必須在中間地帶尋求共識與突破口。然而，民調數據顯示，無論是哪一方，選民對各黨的整體好感均未能突破四成大關，這不僅暴露出台灣民眾對政治現況普遍持有疑慮，更反映出過去政治爭鬥累積的負面情緒在新時代仍舊根深蒂固。 　　不可忽視的是，調查採用的電腦輔助電話訪問（CATI）模式，採取住宅與行動電話雙架構抽樣，確保了調查數據的廣泛性與代表性。從樣本結構與抽樣誤差（最大值±3.0%）來看，這次民調結果無疑具備一定的統計可信度。（調查細節來源：美麗島電子報調查報告） 【政治轉型的啟示與未來挑戰】 　　作為學者與資深媒體人，我們不難看出，這次民調無疑為台灣未來政局提供了一面鏡子。首先，民進黨雖然在政策執行與政府運作上具備一定優勢，但如何彌補與民眾間情感上的隔閡，建立更為溫暖、透明的溝通機制，將是其未來能否持續執政的重要考驗。另一方面，國民黨與民眾黨雖然各有特色，但均未能有效擺脫既有負面形象的束縛，如何實現組織內部的革新、重新塑造黨的形象，亦成為當前的迫切課題。 　　政治學家常言，領袖往往是政黨形象的縮影。從立法院總召的數據來看，傅崐萁反感率之高，正是藍營內部深層矛盾與形象困境的具體反映。這不僅警示藍營必須從內部進行檢討與調整，更提醒所有政黨，在面對新時代選民需求與價值觀轉變時，僵化的官僚體制與不接地氣的領導風格，勢必會被日益挑剔的社會輿論所淘汰。 　　此外，當前台灣政治生態正在經歷從對抗走向共融的轉型期。選民對於政黨傳統對立模式的疲乏，正促使政治勢力尋求跨黨合作或新型態政治參與方式。這既是一種挑戰，也是一個轉機。如何在保持理念堅守的同時，跨越藍綠傳統分野，整合社會各界資源，推動更加務實的公共政策，將是未來政治生態重構的重要命題。 【媒體的角色與社會期待】 　　作為資深媒體人，我深知媒體在政治議題上的雙重身份：既是信息的傳遞者，也是社會輿論的塑造者。媒體應以專業、公正的態度，深入剖析民調背後的數據與現象，幫助民眾看清政黨形象背後的實質問題，而非僅僅停留在數字表面。同時，媒體更應扮演監督政府與政黨的角色，敦促各界進行自我反思，進而推動政治生態的正向循環。 　　當前的民調結果，無論是執政黨或在野黨，都提醒我們政治領袖必須面對選民的真實聲音。只有擺脫舊有意識形態的束縛，傾聽民眾心聲，才能找到未來政治轉型的突破口。對於選民而言，這次民調也提供了一個重要參考：在民主社會中，無論執政與否，政黨必須勇於接受公眾監督與批評，真正回應民意才能贏得持久的信任。 【結語】 　　從藍綠白三黨及其立法院總召好感度的民調數據來看，台灣政壇正處於一個歷史性的轉型期。這不僅是對現有政治形象的一次全面檢視，更是一個促使各黨自我革新、推動政治多元共融的契機。在未來，無論是執政還是在野，只有真正走出對立與僵局，積極面對新時代挑戰，才能夠迎來民眾信任與支持的新局面。正如歷史經驗所證明，唯有不斷革新與自省，方能開創一個更加民主、透明、富有活力的政治未來。 （本文參考《美麗島電子報》2025年2月國政民調資料） 退役少將孫海濤、作家涉犯共諜 二審4人全判無罪 高雄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今（24）日上午宣判，對海軍退役少將孫海濤、作家祝康明，以及高雄市退伍軍人協會理事長劉萬禮等四名被告，因涉嫌替大陸官方發展組織案一案，皆認定罪證不足，判決無罪。案件仍可上訴，相關後續程序有待檢方及被告進一步行動。 根據檢方起訴書指控，2017年至2023年間，被告涉嫌吸收與拉攏國軍退役將領，並安排團員前往大陸及美國等地接受落地招待。同時，檢方稱被告曾安排團員與對岸統戰人員接觸，向其宣傳「一國兩制」與「和平統一」等思想。此外，被告亦被指控協助對岸發展組織，涉嫌違反正副總統選舉罷免法、反滲透法及國家安全法，因而移送至高雄高分檢偵辦起訴。 經過近10個月的審理，合議庭法官在審查檢方提供之證據後，認為舉證內容不足以證明被告涉犯國安法等罪行，故判處無罪。對於檢方所主張的各項指控，法官指出，檢方未能確實建立各被告與中共統戰活動之間直接且具體的因果關係，相關證據存在缺漏，難以達到刑事定罪的標準。 案件涉及退役軍人及社會各界關注的統戰議題，檢方認為，部分退役軍官及相關人士利用其特殊身份，藉由到大陸接受招待等行為，企圖為對岸統戰機制服務，其行為有可能損害國家安全及民主政治運作。檢方指出，此案不僅關係到軍中退役人士的身份認同，更涉及如何防範外部勢力滲透國內政治領域，確保國家主權與民主秩序。 然而，高雄高分院在審理過程中，著重於證據鏈條之完整性與合法性。合議庭法官表示，雖然被告曾有前往大陸等地接受招待的行程記錄，但證據未能明確證實該等行程與宣傳活動間具備直接關聯，亦無充分證據證明被告在行程中存在為中共發展組織提供協助的具體行為。法官強調，刑事案件必須基於確鑿的證據，否則一概不應輕率定罪。最終，法庭認定檢方提出之指控，缺乏足夠的證據支持，故作出無罪判決。 本案判決結果一出，立即引起社會及政治各界熱議。有評論指出，此案反映出台灣在面對外部統戰與滲透威脅時，檢方在證據搜集及案件建構上的挑戰。部分觀察人士認為，退役軍官及相關人士因其個人行為是否構成犯罪，應當以充分的證據作為基礎，而本案的裁判結果正是基於法律對於證據標準的嚴格要求所作出的判決。 另一方面，也有聲音提醒，案件判決雖然無罪，但並不代表相關行為對國家安全或政治生態無任何影響。退役軍人身份特殊，其行動極易引發社會輿論關注，因此有關機構與相關部門仍需持續關注退役軍官在政治活動中的言行舉止，確保國家安全利益不受損害。學者指出，此案既是一次司法審查的案例，同時也反映出在現今複雜的國際環境下，台灣在防範外部滲透、維護民主制度上，必須平衡自由表達與國家安全兩者間的微妙關係。 此外，檢方對此案仍有上訴空間，未來案件走向如何，將取決於上訴程序中檢方是否能夠提出更具說服力的證據，或是被告方如何進一步澄清其行為背景與目的。從法律角度看，該案再度提醒司法機關在處理涉及國家安全及統戰相關案件時，必須以嚴謹、客觀的態度審查證據，確保每一項判決都能符合法治精神及證據標準。 總結來看，這起涉及退役軍官與統戰議題的案件，無論對於司法實務或政治輿論都具有相當參考價值。高雄高分院的無罪判決，不僅反映出司法審查對證據要求的嚴格性，也使人們對於退役軍官參與政治活動之界限產生更多思考。未來，如何在保護國家安全與尊重個人言論自由之間取得平衡，仍將是台灣政界與法律界共同面對的重要課題。

台灣每日新聞短評 2025-02-25藍委罷免浪潮：信任危機與民主轉型的風暴近期，台灣政治舞台上，一股強烈的罷免浪潮正悄然醞釀。根據各媒體報導及政治評論員吳靜怡今（23）日的觀察，台灣各地陸續湧現針對立委的罷免提案，其中藍委（國民黨立委）案件以35件明顯領先於綠委（民進黨立委）17件。更令人關注的是，在針對藍委的罷免案中，經由罷免團體送案情形、各選區票匭趨勢以及大數據熱度等綜合指標分析，至少有17件案件極有可能在第二階段連署成案，其中台中羅廷瑋、廖偉翔、花蓮傅崐萁、台北徐巧芯、李彥秀與新北葉元更被視為幾近確定，其後王鴻薇、羅智強與台中黃健豪則為中高可能性進入連署階段，而台北賴士葆及新北、桃園等多位立委亦屬持續關注名單。 這一連串罷免案的出現，表面上似乎只是政治操作的一環，但深入探討卻不難發現其背後隱藏著臺灣民眾對政治現狀失望、信任崩解以及對民主轉型的急迫呼聲。作為一位長期關注臺灣政治發展的學者與資深媒體人，筆者認為，這股罷免熱潮既是選民行使主權、反映政治情緒的具體表現，同時也警示著國民黨內部及整體政治生態可能存在的系統性問題。 首先，從數字與案例來看，藍委罷免案數量遠超綠委，並不僅僅是表象上的黨派對立，更反映出部分選區選民對國民黨立委在政見落實、溝通效率及服務態度上日益增長的不滿。選民對政治人物的要求日漸提高，而政治代表未能滿足地方需求、在重大議題上顯得無所作為，使得基層民眾開始質疑既有政治體制是否仍能有效代表民意。這種情緒在民間透過社群網路、大數據分析等新型態政治溝通工具中迅速發酵，進而催生出一波又一波的罷免提案。 其次，罷免作為台灣民主政治中一項重要的監督與制衡機制，其意義不僅僅在於替換不稱職的政治人物，更在於提醒所有政治人物，選民始終擁有最終的決定權。罷免案的推動者往往不乏長期失望與激進的基層力量，他們認為，既有的政治運作模式未能真正解決民眾關心的問題，如經濟發展不均、社會正義缺失、環境保護無力等議題，故而採取極端方式以期喚醒整個政治生態的變革。從這個角度看，當前藍委罷免潮正是台灣民主成熟度的一種考驗，一方面展現出選民高度參與政治的熱情；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政治人物在執政過程中未能與民眾保持足夠的信任連結。 再者，罷免運動的成敗不僅取決於組織能力與基層動員，更與整體政治環境密切相關。以台中、台北、新北等地為例，這些地區無論在政治傾向、社會經濟狀況還是媒體環境上，都展現出不同程度的選民動員效果。部分案件因為地方政治生態更趨於極化、以及罷免團體組織周全，再加上網路輿論推波助瀾，讓相關立委成為罷免行動的重災區。相對地，綠委案件雖然數量較少，但也提醒我們，無論任何一方的立委，只要失去民眾信任，都可能面臨同樣的政治風險。 此外，這波罷免行動也引發了對台灣未來政治走向的多重思考。有人認為，罷免案如果進入第二階段並最終成功，將對國民黨造成重大打擊，甚至可能成為政黨重組與內部改革的催化劑。這種情形一旦發生，不僅可能改變各區選情，更會影響未來立法院內部權力結構的平衡。然而，也有評論指出，頻繁動用罷免工具雖可彰顯民主精神，但若操作不當，容易造成政治極化、社會分裂，甚至讓本就脆弱的政黨體系雪上加霜。 回顧台灣政治史，罷免行動並非新鮮事物，但近年來由於社群網路的普及與大數據技術的應用，使得傳統政治動員方式發生根本性變革。媒體透過即時報導、專題追蹤及輿論分析，使得每一項罷免案背後的數據、趨勢及民意走向都能迅速外洩、擴大影響。這不僅使政治人物面臨前所未有的透明度壓力，同時也讓選民更有機會參與與監督政治決策過程。當然，在此同時，媒體也必須謹守專業與客觀，避免成為偏頗報導或煽動情緒的工具，才能真正促進民主的良性運作。 綜上所述，當前藍委罷免行動的風起雲湧，既是選民對現狀不滿情緒的真實反映，也揭示出台灣民主政治在轉型期所面臨的種種挑戰。政治人物必須正視這股來自基層的呼聲，檢視自身在施政過程中的不足，並在未來的執政中尋求與民眾更為密切的互動與溝通。而媒體作為民主社會的重要監督者與訊息傳遞者，更應以客觀、深入的報導，協助民眾釐清事實、了解背景，進而促成理性討論與政策改進。 作為一位既從教學研究又活躍於新聞前線的觀察者，筆者深信，罷免案本身既非政治操弄的工具，也非簡單的選舉策略，而是一面鏡子，反映出當前台灣社會在政治參與、信任重建及民主深化等方面所亟待解決的結構性問題。正如各界媒體資料所揭示，這些罷免提案在不同程度上展示了選民對政治現狀的失望與反思。未來，無論這些案子是否最終能夠順利進入連署、成功罷免，都將促使政治人物與各政黨重新思索如何在新時代下實現更具包容性與透明度的政治治理模式。 在全球民主浪潮與內部轉型的多重背景下，台灣作為亞洲民主實驗的典範，其政治運作中的每一個細節，都不僅僅影響國內選情，更具有示範效應。面對當前的罷免風暴，各方應以理性、務實的態度共同面對挑戰，才能在變革中穩固民主基石，開創更為光明的未來。  健保30：跨世代承諾下的轉型挑戰與機遇台灣健保制度即將迎來其輝煌的30週年里程碑，作為國內外均享高度肯定的公共政策，其歷經三十年風雨砥礪，不僅成為國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健康保障，更被視為政府施政的標竿。台北政經學院基金會董事長黃煌雄在日前舉辦的「健保30永續研討會」上直言，如今台灣健保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其核心問題可歸納為超高齡化、少子化與醫療新科技三大議題。本文將從產官學界跨領域觀點出發，剖析現階段健保制度的內在困境與外部衝擊，並探討未來改革可能的方向與策略，以期為下一代提供更穩健、公平的健康保障體系。 一、歷史榮光與現實挑戰自1980年代初期建立以來，台灣健保制度憑藉全國全民參與、便捷醫療服務與高效率的行政管理，成功解決了大眾看病難、看病貴等問題，累積了極高的國內民意支持與國際聲譽。然而，隨著社會經濟環境與人口結構劇烈變化，曾被譽為「護國神山」的健保，如今卻面臨著財務與資源配置上的多重壓力。黃煌雄指出，當前健保制度的核心挑戰來自於社會結構變動與科技進步所引發的經費失衡問題，其中超高齡化使得醫療支出持續攀升，而少子化則導致保費收入基數萎縮，兩者結合形成嚴重的世代不正義現象。 二、超高齡化與少子化：財務負擔的雙重夾擊進入21世紀後，台灣社會迅速邁向超高齡化。高齡人口比例的持續上升，不僅意味著慢性病、長期照護需求增加，也使得醫療費用水漲船高。另一方面，少子化趨勢則使得年輕勞動力與繳費人數減少，進一步削弱了健保制度的財務穩健性。兩者交織下，現行以現收現付制為主的健保財務模式日益顯現脆弱性，形成不可忽視的跨世代負擔。面對這種結構性問題，學者與業界普遍呼籲政府應儘速檢討財源分配、調整保費繳納機制，並探索多元化的收入來源，從而避免財務失衡引發更大範圍的社會不公。 三、醫療新科技：機遇與挑戰並存近年來，醫療科技的迅速發展為臨床診療與疾病預防帶來突破性進展，從精準醫療到人工智慧輔助診斷，無不展現出科技創新的巨大潛力。然而，新科技的引入也對健保制度提出了全新挑戰。首先，昂貴的新藥與醫療器材價格居高不下，直接推高了健保給付的支出；其次，部分醫療院所為了爭取營收，不惜透過引入高科技設備與新療法，進一步擴大自費醫療的比例，甚至部分院所自費收入占比高達40％，這不僅偏離了全民健保的初衷，也可能進一步拉大社會醫療資源的不平等現象。因此，在新科技帶來醫療效能提升的同時，如何兼顧財務可持續性與資源公平分配，成為健保改革必須直面的難題。 四、改革深水區：跨界對話與制度再造黃煌雄在研討會上直言：「健保改革已到了深水區。」這一論斷不僅反映了現行制度在應對結構性挑戰上的困境，也呼喚各界必須攜手尋求突破口。專家建議，政府應儘速成立類似英國NICE（國家健康暨照護卓越研究院）的獨立評估機構，專責醫療資源分配的公平性與程序正義。這樣的機構不僅能提供科學、客觀的評估依據，亦能在政策制定過程中扮演第三方監督者的角色，避免院所與藥廠之間因利益牽扯而失去透明度與公信力。此外，跨部門合作亦顯得尤為重要。產官學界應藉由定期召開研討會、建立專題委員會等方式，集結各方智慧與實務經驗，針對健保財務困境、醫療科技應用與資源分配問題提出具體改革方案。正如總統賴清德在致詞中所言，健保制度猶如「護國神山」，既承載著國家與民眾的期待，也要求我們必須共同呵護與創新，以確保未來每一代人都能受惠於此一國家財富。 五、未來展望：制度創新與社會共識面對超高齡化、少子化與醫療科技革新的多重挑戰，台灣健保的未來改革必須在制度創新與社會共識中取得平衡。一方面，政府可考慮調整現行給付標準、引入多元收入來源，甚至試行分級給付或風險調整機制；另一方面，也需加強與民眾、醫療機構間的溝通，建立更透明、互信的合作模式，以免改革舉措因信息不對稱而引發社會爭議。學界亦呼籲，未來研究應著重於健保制度在新興醫療技術衝擊下的適應性分析，探討數位健康、遠距醫療等新模式如何融入全民健康保障體系。同時，跨國比較亦有助於從其他國家的成功經驗中汲取啟示，譬如北歐國家在長期照護、風險共擔機制上的創新做法，或是英國在醫療資源評估上的嚴謹制度，都可作為台灣改革的重要參考。 結語從成立至今30年的發展軌跡看來，台灣健保制度已成為國家治理與社會福利的重要基石。然而，隨著社會變遷與技術進步，現行模式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深層挑戰。超高齡化與少子化引發的財務壓力，以及醫療新科技帶來的資源重分配，都要求我們必須站在歷史轉捩點上，重新審視與構思未來的健康保障藍圖。作為教授與資深媒體人，我們深信，唯有跨界對話、科學評估與全民共識的建立，才能使這座「護國神山」在未來持續屹立不搖，成為全體國人世代共享的寶貴資產。面對改革進程中的陣痛與挑戰，各界必須不遺餘力地參與討論與實踐，從財務調適到科技整合，每一個環節都關乎民生福祉與社會正義。未來，我們期盼透過持續的政策創新與制度優化，能夠讓健保制度更具彈性與前瞻性，真正實現全民健康、世代公平的長遠願景。學術撤稿風暴與評價體系失衡：體制改革勢在必行近年來，全球學術界接連曝出論文撤稿事件，但最引人矚目的，莫過於中國基層醫療機構的學術不端現象。據《自然》期刊 19 日發表之研究統計，從 2014 年至 2024 年全球撤稿論文數量雖不足 0.1%，卻有部分機構撤稿比例驚人，其中山東省濟寧市第一人民醫院在 10 年內累計撤稿 101 篇，比例高達 5% 以上，遠超中國整體 0.3% 與全球 0.1% 的平均水平。與之相比，印度、巴基斯坦及埃塞俄比亞部分學術機構也出現類似問題，但中國基層醫院因職稱晉升與經濟利益驅使，更成為學術造假重災區，令人擔憂。 這一系列數據背後，反映出當前學術評價體系與醫療體制存在結構性矛盾。近年來，中國在 SC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