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陳恒安
在善惡之間掙扎的故事,不見得有明確答案,但每解開一層,釐清一層,便可能產生某種意義。
2020年Covid-19疫情爆發,成大圖書館「一冊一世界」活動選擇了卡繆作為書展主角。年底系列演講,筆者受邀以歷史視角導讀《鼠疫》一書。2021年全球疫情未曾稍歇,重讀《鼠疫》彷彿閱讀預言書,也像極了觀賞一齣人類靈魂在受困之際於善惡之間掙扎的道德劇。道德劇原為促成複雜意義,避免非黑即白,只可惜黑白模式似乎太常被運用在世界政治場域與肥皂劇中,以至於我們對誰是好人,誰是壞人這樣涉及靈魂的判斷,不曾產生懷疑。
瘟疫的啟發是什麼?
瘟疫常見的英文翻譯是plague。這個字來自拉丁文的plaga,指打擊、折磨或痛苦。對於如此突如其來的嚴重疫災,人們經常以戰爭作為隱喻來理解。卡繆在書中曾說:「疫災其實是常見的事,只是一但落在自己頭上往往令人難以置信。這世界上的瘟疫和戰爭一樣多。然而瘟疫與戰爭總會殺得人措手不及。」即使有如此提醒,但是過慣太平日子的人們能夠坦然面對現實的並不多見,因此「當戰爭爆發,人們會說:『不會持續太久的,這太蠢了。』也許戰爭的確太過愚蠢,但這阻止不了它繼續下去。蠢事總是很持久,要不是大家只顧著自己就會發現了。」(P.49-50)
疫情肆虐一年多來,我們看著世界,自己卻也逐漸必須親自經歷瘟疫痛苦的打擊與折磨,我們究竟是如何回應這變故呢?卡繆在書中描繪了困境中的人性黑白。對於正處於疫情中的我們,似乎有某種的啟發。底下筆者將以卡繆《鼠疫》中所使用的文字為主,嘗試摘要描繪出人們對瘟疫發生的種種反應。
面對瘟疫四部曲 I:從驚訝到恐慌
突然碰上遠離日常經驗的瘟疫,人們沒有任何憑藉,實在無法事先察覺蹊蹺。就像小說主人翁李厄醫師的表現。小說中寫道:「四月十六日上午,貝納.李厄醫師從診所走出來,在樓梯平台上踢到一隻死老鼠。當時,他並未多想。便將老鼠踢開,走下樓梯。但是到了馬路上,他突然想到那裏不應該有老鼠,於是轉身往回走去通知門房。」(P.26) 突然想到不尋常而向門房反應的李厄醫師,或許也只是出於居家衛生緣故。不過就在九天之後,「光是二十五日一天,便收集並焚化6231隻老鼠。」(P.34)
數據陡然升高積累了壓力,直到「門房的死可以說標示了這個充滿令人惶恐的跡象的時期結束,另一個時期也於焉展開……初期的驚訝慢慢地轉變成恐慌。」(P.38) 原本對異常現象的莫名驚訝,因死亡病例,特別是熟識之人的亡故,而變得真實,也因而轉成恐慌。
面對瘟疫四部曲 II:社會、科學與宗教的回應
疫情雖然嚴峻,社會蔓延恐慌情緒,但社會上卻也不是每個人都抱持謹慎態度。對此,我們應該不陌生,畢竟每天的新聞不都報導著有多少人不戴口罩外出,有多少人違反防疫規定,甚至在大家紛紛學習網路上班上課之際,仍有人堅持續辦實體群聚的畢業典禮。卡繆以反諷的語氣說:「他們都是人道主義者:他們不相信疫災。疫災與人類不相稱……是很快就會過去的噩夢……他們以為一切都還可為……他們繼續做生意、繼續旅行、有自己的觀點。他們怎麼可能會去想到將未來、旅行與商談盡皆抹殺的瘟疫呢?他們自以為自由,但只要有疫災,誰都絕不可能自由。」(P.50) 瘟疫不分你我,究竟「須得幾天的時間我們才能理解到自己的處境毫無商量餘地,『讓步』、『優待』、『例外』等字眼一點意義也沒有。」(P.72)
社會上雖然有許多不同反應,但20世紀以來,科學醫學在防疫上便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特別是《鼠疫》的主人翁是為醫師,因此作者很自然地在書中反映了醫學對疫情爆發之後的投入。譬如,從《鼠疫》中所描繪的一場討論中,便可以大略理解醫學面對緊急但仍未知的疾病,是如何藉由過去的知識,實驗室證據,以及臨床症狀,一步一步地逼近解答。在第58頁中,卡繆是這麼描寫這場科學討論,他寫道:「這是一種具有傷寒特質的熱病,卻有連帶引發膿腫和嘔吐。我切開過發炎的淋巴結,也因此得以進行分析檢驗,實驗室認為看到了鼠疫的粗短桿菌。但為了讓資訊更完整,我必須說這細菌有某些特定的改變,與典型病菌的描述並不吻合。」
醫學似乎能扮演關鍵角色,也能帶給人們希望,但面對未知,卻也沒有任何捷徑。因此,在醫學能夠提供最可信賴的物質解決方式之前,宗教與信仰也必須嘗試為此打擊與痛苦賦予意義,以安人心。在基督教文明影響深遠的歐洲,宗教究竟如何帶領人們面對此一試煉?「潘尼祿神父在浮動著焚香與濕衣物氣味的大教堂裡,步上講道壇……劈頭說出那句:『各位兄弟,災難已經降臨了,兄弟們,你們是罪有應得……如果今天瘟疫涉及到你們,就表示自我反省的時候到了。義人無須懼怕,惡人才應該發抖。」(P.91-92)
面對瘟疫四部曲III:政府的舉措
面對疫情爆發,政府究竟在做些什麼?2020年以來,下午14:00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記者會」,讓台灣社會對防疫政策有了更清楚的認識。但是,這些政策的辯論過程究竟如何呢?政治人物或政府機構考量的到底是什麼呢?不同視角的決定,或許可以從卡繆的書中得知一二。卡繆告訴我們說,政府在不確定的情況下為了公眾健康的行動會是如何。書中寫道:「省長說:『就算不是瘟疫,也應該實施為瘟疫期所制定的預防措施。』……『說法我不在乎。只是我們不應該當作半數市民沒有生命之虞,因為他們確實有。』李厄說完,在眾人不快的氣氛中走出去。」(P.60) 防疫政策想必是政策選擇,背後除了有具體知識所推導出的行動方案,更是各種的價值選擇,從來都不是簡單的是非題。經過多次辯論,卡繆故事中的城市,終於走向今日大家所熟知的封城 (lock down)。「公文寫著:『宣布瘟疫爆發。封鎖全市。』」(P.70)
《鼠疫》一書中對封鎖之後的生活不乏描述,從個人情緒到社會狀態。但此文的重點在描繪整個社會對疫情的反應歷程,因此不會對封鎖細節加以討論。因此,下一階段直接進到疫情結束後的反應模式,及社會如何返回日常。
面對瘟疫四部曲IV:返回日常
當人們歷經變故,劫後餘生之後,究竟如何返回日常?人們如何面對這困難的過去?無論是主動或被動的「遺忘」,都可能成為繼續生存的前提。底下這段引言,或許很容易讓人讀出卡繆影射著二戰時的大屠殺,畢竟二戰發生在1939-1945年之間。況且在《鼠疫》全書的第一句,卡繆便似有若無的寫著:「這部記事中所談論的怪異事件是在一九四X年發生在奧蘭。」
小說中的人們究竟怎麼藉由遺忘返回日常的呢?卡繆說:「儘管證據確鑿,他們仍平心靜氣地否認見過那個殺人如麻的瘋狂世界、那種明確的野蠻行為、那種精算過的瘋狂屠殺、那種囚處狀態……那種讓所有未遭殺害者驚愕至極的死亡氣味。他們甚至還否認市民們曾飽受驚嚇、因為每一天都有一部分人填入焚化爐的大口、燒化成油膩煙氣、另一部分人則被銬上無力與恐懼的鏈鎖,等著哪天輪到自己。」(P.245)
如此艱難的過去,甚至會危及後續生活的危險記憶,該怎麼處理?否認、遺忘、切斷與之連結,可能是一種往前走的選擇。但是,社會為了返回日常還可以有另外一種選擇,即「記憶」。「這些母親、配偶、戀人失去了一切歡笑,因為心愛的人如今或是混葬在無名屍坑中或是化為一堆灰燼,在他們心中,瘟疫永遠都在。」(P.244) 如此切身,如此悲傷痛苦的過去如幽靈般糾纏著倖存者。從未離去的過去該如何記憶,才能讓倖存者或見證者,甚至後代心安,並願意許諾嘗試向前?卡繆對此並無著墨,僅從旁觀紀錄者的立場表示:「儘管個人心碎痛苦,仍極盡所能想成為醫者。這篇記事見證的正是這些人應該做些什麼,或者以後還得再做些什麼,以便對抗始終全副武裝的恐懼。」(P.253)
雖然,小說並非規範倫理教科書,因此卡繆的確沒有提出什麼積極的記憶方案,但卻不忘提醒讀者人類健忘的歷史。書末,作者描述了返回日常的社會後表示:「也許有那麼一天,為了帶給人類苦難與教訓,瘟疫會再次喚起老鼠,把牠們送到一座幸福快樂的城市去赴死。」(P.254)
結語
卡繆《鼠疫》勾勒出人們在面臨陌生但嚴重流行病的反應模式,似乎示現著當今疫情的發展。藉由這樣的寓言/預言的啟發,我們或許可以將傳染病大流行視為一場活生生的社會體檢,不僅是政府治理的體檢、社會信任的體檢、科學研發的體檢、知識溝通的體檢,情感聯繫的體檢,更是遺忘與記憶平衡能力的體檢。作為哲學家的卡繆,一直關懷著荒謬的現象與反抗的可能。但他卻從未放棄人的能動性。藉著主人翁的提問,卡繆召喚出幽暗歷史中必要的人類情感,即同情與愛。他說:「沉默片刻後,醫師略略挺起上身,問塔盧知不知道要走哪條路才能獲得平和……『知道,就是同情。』」(P.212-213) 又說:「當然,人應該為犧牲者奮鬥,但如果從此什麼都不愛,那奮鬥還有什麼意思?」(P.214)
「對抗瘟疫唯一的方法是正直」是大家耳熟能詳的卡繆名言。然而正直若是方法,它仍必須有愛與同情作為動力!不過愛與同情並非與生俱來,實有賴歷史中的情感教育!
(轉載自臉書/歷史學柑仔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