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紀二十年代，有一個很有名的叫丁文江的人，在當時很有名的一份報刊《獨立週刊》的第六期上，說了這樣一句很有名的話：

「我們是救火的，不是趁火打劫的。」

丁文江是改良主義者，這句話是改良主義者的行為準則。改良主義者認為，在一個火勢獠天的亂世之中，任何激進的、徹底的、提倡暴力的革命都無異於趁火打劫，只有平和的、漸進的、追求點滴進步的改良主義才是救世良方。

說這話的三、四年之後，放火式的大革命爆發了。在革命潮流中，改良主義者丁文江自然成了罪人。說這話的八十多年之後，改良主義者丁文江以及他的名言，早已成了狂風中的一粒塵埃，湮滅於人世間。他的朋友胡適在紀念他的文章《丁在君這個人》的結尾說：「他的工作，他的影響，他的流風遺韻，是永遠留在許多後死的朋友心裡的。」悠悠八十多年之後，不知哪個後死的朋友尚未死，「他的工作，他的影響，他的流風遺韻，」又該永遠地留在哪裡？

他的朋友胡適也是一位有名的改良主義者，二十六歲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一夕之間暴得大名，「舉國趨之若狂」，從此躋身文學界思想界教育界政治界這個界那個界，一發不可收拾，成了新文化運動的旗手，成了五四啟蒙運動的領袖，成了新月人權派的執牛耳者，成了自由主義陣營的代言人，成了改良主義派別的魁首，其盛名歷久不衰，其地位顯赫一時，其功德卓然超群，數十年間，堂堂胡適的大名幾乎可與日月同輝。然而新中國成立之後，大陸掀起胡適大批判，「美帝國主義豢養的文化買辦」、「與封建主義沆瀣一氣的反動文人」、「反蘇、反共、反人民的資產階級右翼政治代表」，一個個罪名，仿佛一座座撲向孫悟空的五指山，將胡適壓在眾山之下，無翻身之日。大批判的結果，使胡適成了中國現代史上最受冷落的文化人之一，絕大多數的中國人從此不識胡適的廬山真面目，當年文起八代之衰、影響了整整一個時代的世道人心、數千萬知識青年狂熱追捧的思想偶像，身後哀榮一至於此，豈不可歎。丁文江者，念及此當心平氣和。

胡適的一生成就舉世公認，而丁文江亦非俗人，他曾任國民政府上海商務總辦，政績赫赫，曾挑起近代史上有名的「科玄之爭」，與張君勱論戰，為科學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張目，鼓蕩一時風潮。然而，為什麼胡、丁二人在新中國都橫遭冷落、誣陷、封殺，被歷史唯物主義貶入歷史冷宮呢？「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改良主義。

改良主義究竟是怎麼樣的洪水猛獸？

胡適有一個美國老師叫杜威，在胡適的邀請下，杜威於1919年4月來華講學，在中國住了兩年零兩個月。他是實驗主義哲學的鼓吹者，反對當時盛行的「根本改造論」，他認為「進化是零賣的，不是批發的，是雜湊的，不是整包的，」他說：中國常有人問我，改造社會當從何處下手？「我的答案，必說應該從一事一事上下手」。（杜威講演錄《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新青年》第七卷第1號。）

杜威的觀點就是胡適改良主義的理論支柱。1919年7月，胡適在《每月評論》第31號上發表了那篇著名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完整地提出了改良主義的具體主張。首先，他反對以馬克思主義作為改造中國社會的指導思想，他認為「一切主義都是某時某地的有心人，對於那時那地的社會需要的救濟方法，」所以「空談外來進口的主義，是沒有什麼用處的，」他斷言，以馬克思主義作指導改造中國社會是「自欺欺人的夢話！這是中國思想界破產的鐵證！這是中國社會改良的死刑宣告！」他要求人們「多研究這個問題如何解決，那個問題如何解決，不要高談這種主義如何新奇，那種主義如何奧妙」，「把一切主義擺在腦後做參考資料，不要掛在嘴上做招牌。」

其次，胡適反對用革命手段對這個社會問題實行「根本解決」，主張用「平穩方式」進行一點一滴的改良。他認為「文明不是籠統造成的，是一點一滴造成的」，「再造文明的下手功夫，是這個問題那個問題的研究；再造文明的進行，是這個問題那個問題的解決。」

1929年12月，胡適又在《新月》雜誌上發表《我們走那條路》一文，表達了對暴力革命的反對。他聲稱：「建立一個治安的、普遍繁榮的、文明的、現代的統一國家」，只能走「漸進的路」，「一步一步的作自覺的改革」，「一點一滴的收改革之全功」，他指斥「用暴力推翻暴力的革命」，認為革命只能是「煽動盲動殘忍的劣根性，擾亂社會國家的安寧」。

以上種種，就是改良主義者的自白書和招認狀。這些觀點和言論，處於不同的時代背景之下，既可以是真知灼見，又可以是洪水猛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