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9日，中美雙方在阿拉斯加會談的互懟，引起全球媒體與政治觀察家的關注，普遍認為這是中美關係的新拐點，對西太平洋地緣政治以及疫情後全球秩序的重整，影響深遠。會談中，楊潔篪語驚四座的大白話，說出了中國積壓已久的心病：「美國沒有資格在中國的面前說，你們從實力的地位出發同中國談話……中國人不吃這一套。」這句話，中國人足足等了一百二十年！

會談之前，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與國防部長奧斯汀先發制人，先後訪問日、韓舉行「2+2會議」，召集「美日印澳」四國會議，並在會談前夕宣布制裁24名大陸涉港官員，意圖營造聯盟抗中的態勢；大陸外長王毅後發先至，除了連夜趕回桂林與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會晤，共同發表涵蓋「人權、民主、國際法和多邊主義」等議題的聯合聲明之外，旋即訪問中東六國並與伊朗簽署為期25年的《中伊全面夥伴關係協定》，並在福建先後會見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與菲律賓等東盟國家以及韓國外長，強化區域合作。中美兩國的這場世紀角力，從貿易、科技、金融領域逐步朝向地緣政治與區域安全，分庭抗禮。

對於成長在上個世紀六、七〇年代的台灣人來說，楊潔篪的這番話並不難理解，但卻很難適應，「平視美國」向來不是他們的習慣。冷戰架構下的軍事戒嚴體系，以及新殖民主義依附型發展，致使戰後台灣嬰兒潮世代普遍喪失了他們的民族主義靈魂和社會主義視野，「親美、反共、革新保台」成為他們集體精神流亡的標記！是兩岸融合迄今還跨不過去的一道坎。

在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無疑是台灣學子擺脫出身限制，尋求階級上升與自我實現的最佳路徑。整整一代最優秀的知識青年，從位處西太平洋反共島鏈前沿，負笈到冷戰西方陣營核心的新大陸，吃漢堡、看棒球、聽搖滾樂、搭灰狗巴士，想像著有朝一日拿綠卡、開小車，擠身中產階級郊區，過上真正美國式的富裕生活。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人，堅信要用美國的形象來改造台灣，將西方民主價值視為是現代化的唯一判準。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或許想像依然甜美，現實卻不免隨著歲月蒼老。今日的美國，不再是昔日那個號稱「可以將自己的財貨和意志無遠弗屆滲透到世界的任何一個脈管末稍」的工農業心臟；也不再是那個憑仗著自己強大的經濟與軍事實力，通過「經濟援助＋遏制政策」，可以在全球範圍實現自己的戰略意圖的民主燈塔。今日的美國，是一個熱衷於貨幣、利率與債務操作，向全世界輸出通貨膨脹，「靠美國例外主義的餘灰為生」的衰敗中的金融帝國，舉目所及，竟是一般第三世界景象：工業設施閒置荒廢、城市基礎建設落後、國家治理體系崩壞、債務壓力沈重、社會財富兩極分化、種族衝突尖銳、街頭暴力頻傳，不僅被排擠在貨幣與金融投機之外的貧困人口看不到天際，就連西方代議民主賴以存續的程序正義都受到半數人民的質疑。

相較民主、共和兩黨的政治菁英，習慣性地將美國霸權的衰敗歸因於外部因素，將中國經濟模式的成功及其技術創新的速度，看作是對其世界主導地位的威脅。少數頭腦清醒的智庫學者，則將矛頭指向美國政治體制本身。例如，法蘭克福・福山就曾為文指出：「造成美國政治基本機能失效問題的原因，是美國的制衡機制與政治兩極分化相互作用，產生了停滯和持續的黨派鬥爭。」即便歷經了川普任期內民粹主義的衝擊，「美國政府依然被強大的菁英集團所把持，這使得他們可以扭曲政策為己謀利，並損害整個體制的合法性。」

但是，制度僵化與政治腐敗，只是提供了霸權衰退的可能，卻不是導致衰退的根本因素。真正綑綁美國民意與政策，走向軍事擴張和財政擴張的不歸路，最終耗掉美國綜合國力的結構性因素，是以戰爭積累為手段的「軍工複合體」，以及，以美聯儲為核心的「美元霸權體系」。

美國全球霸權的概念始自於1940年，但也同時埋伏下今日的困境。早在二戰期間，美國便企圖建立一個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戰爭期間的「租借法案」，提供了這個野心實現的契機。根據在1941年3月通過的《促進美國國防法》，一直到1945年12月1日為止，美國總共向盟國提供了價值高達500多億美元的軍火和勞務，源源不絕流入美國本土的黃金，約佔當時世界黃金儲備的59％，不但提供了美元霸權粉墨登台的有力條件，也培植了迄今為止尾大不掉的「軍工複合體」。

半世紀來，以軍火商、五角大廈與部分國會議員為核心所構成的政經利益結構，利用媒體或智庫不斷誇大美國所面臨的安全威脅，假借推行民主、保障人權到處炮製敵人，發動戰爭，大搞軍備競賽。今日的美國，雖然經濟總量佔全球GDP的20%，但其軍事支出卻佔全球總量的47%，嚴重排擠了歷屆政府投入醫療、科研、教育、基礎建設與社會保障支出的預算能力。不管是冷戰時期，以遏制共產主義擴張為名發動的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或者是，後冷戰時期名為「反恐」，實則是為了鞏固「石油美元」體系，美國在中東地區所頻繁發動的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與敘利亞戰爭，無一不是「軍工複合體」與「美元體系」這兩個盤據在美國乃至於全球範圍的惡靈，交相賊的具體表現。

前者，在冷戰時期就直接導致美國的國際收支出現鉅額赤字，黃金儲備流失，最終在「滯膨」危機下，不得不於1971年8月片面宣布廢除「美元／黃金匯兌機制」。沒有了黃金保證的國際貨幣體系，它的信用就是釘在紙上，而不是水泥牆上。從此，少了黃金儲備的約束，美聯儲如脫韁野馬，加足馬力開動印鈔機向全球收取「鑄幣稅」。以時任法國總統戴高樂的話來說，就是美元的儲備地位使「美國人可以用國家印刷廠印出的紙片來買外國的工廠」；美元霸權造就了一批在華爾街追逐暴利的金融巨鱷，在冷戰結束後，以資本全球化為名，將製造業轉移到新興工業化國家生產，掏空美國的家底。如此一來，昔日以凱因斯主義政策和福特制為手段，以高工資、高就業、高福利、高消費為契機的內向型積累就無以為繼。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就讓美國國家治理體系的危機，暴露無遺。

有學者就認為，所謂的「中國威脅」，既不是貿易衝突，也不是地緣政治擴張，更不是軍事威脅，而是基於意識形態差異所必然形成對西方國家治理體系的挑戰。國家機器為資本的增殖服務，抑或是為人民的生存狀態而服務的分歧，才是真正威脅到美國精英政治集團以及全球霸權存續合理性的要害。套用美國反華鷹派的口吻來說，就是：北京給我們製造的麻煩不在於他意圖主導世界，而是在於它可能會妨礙美國以一種單極霸權的方式去主導世界。

3月26日，美國總統拜登在上任後首度記者會上表示，在他任內不會讓中國超越美國。一句話暴露了拜登本人及其政府團隊的器識短淺，而且缺乏自信。正所謂「勝人者力、自勝者強」。大陸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回應說：「中國的目標從來不是超越美國，而是不斷超越自我，成為更好的中國。」這是中國的老祖宗所留下來的智慧，也是中國人才懂得的智慧。如果美國的政治菁英依然沒有意願改變自己的思維，嘗試通過「戰略緊縮」來擺脫軍工體系與美元霸權的制約，那麼「中國將超越美國」會是一個永遠也揮之不去的夢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