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透視

【就事論世】江啟臣批2020選舉敗選歸咎「總統提名」 是否暗酸朱立倫?

■ 映丞 國民黨黨主席地方政見發表會今(18)日在高雄黨部登場,這次想要尋求連任的現任主席江啟臣受到各界挑戰,不僅面對前主席朱立倫以及電視辯論會結束後,人氣飆升的孫文學校校長張亞中,還須提防黨內棄保氛圍。其中江啟臣、張亞中都放話,要拿回高雄政權,傳出江啟臣若順利連任,只要黨有需要,不排除親自出馬,此外包括前副市長李四川、葉匡時,以及無黨籍立委高金素梅,都被點名有機會參選,綠營立委認為,誰來選都尊重,但不友善的言論,得不到高雄人支持。「民進黨把南部長期視為他的禁臠,選舉的時候說這是深綠的鐵票區,不能撼動,為什麼要罷免韓市長,因為民進黨覺得高雄是他們的地方,只有民進黨才可以在高雄執政,我們絕不接受這樣的說法。」江啟臣說,「中國國民黨要從南台灣立足。」對此,江啟臣主打過去輔選高雄市長以及議長補選的政績,向黨內喊話,我們已經輸怕了不要再重演過去的事情,更砲轟2016和2020總統、立委全輸,全是因為「總統人選提名相關」,暗酸朱立倫的意味濃厚。江啟臣一上臺就對民進黨長期在南台灣執政做出抨擊,江指出,近日纏訟多年的高雄氣爆最後的判決,3個基層公務員有罪,其他高官和廠商通通無罪,江點出,高雄前市長陳菊在當監察院長,而當時的副市長吳宏謀在中華郵政坐領高薪,痛批「這些就是民進黨對待高雄、對待南台灣的方式」。江啟臣說,2018年高雄前市長韓國瑜遭到民進黨抹黑,最後被罷免,「因為民進黨認為只有他們才能在高雄執政,我相信南台灣人也不接受」。江表示,去年的6月6日在一天之內失去了一個直轄市市長、直轄市議長,國民黨必須在45至50天內做補選,他說過去曾有人勸「反正也贏不了,2022再捲土重來就好」,但自己堅持選到底才能守住高雄基本盤和議長席次。江啟臣表示,外界很多人認為自己只是過渡的黨主席,沒權利也缺資源,一路摸索下來逐漸走出同溫層,爭取更多社會認同,江強調,「我接國民黨的時候民調是趴在地上的,最差時只有10%,但17個月後國民黨的民調回來了,甚至超越民進黨,現在是要全面反攻的時候,未來要戰鬥到底」,他承諾,未來若連任將會提早佈局選戰,深根南台灣,江說「2016、2020怎麼輸的,其實和總統提名息息相關,不要再騙自己,面對過去錯誤只能檢討,鄭重告訴黨員2024不能再輸」。而對於黨內傳出棄保聲浪,江啟臣說,這次的競選過程中,本來是要向外界展現黨內民主和充分讓黨員說明理念,但過程中卻看到抹黑、攻擊、棄保操作、訴諸極端,「我們要選的是一個能帶領國民黨重返執政的人選,不要再回到過去,因為改革沒有回頭路」。

楊渡批拆除蔣中正銅像:民進黨做了一件很錯的事情

(圖/翻攝自中正紀念堂臉書) 〔本報綜合報導〕促轉會8日提出中正紀念堂改制為「反省威權歷史公園」計畫,擬拆除先總統蔣中正的銅像,引發各界熱議。文史作家楊渡13日表示,促轉會也好、民進黨也好,他們做了一件很錯的事情,就是只許留下一種記憶,說它代表正義。楊渡日前曾在臉書以匈牙利國家博物館為例,對應台灣「抹去舊威權,建立新威權」的作法,認為當局至今仍對歷史充滿「國家權威記憶」的心態,只想抹去舊威權建立新威權,卻離常民的、多元的、歧異的觀點太遙遠。楊渡13日在廣播節目《千秋萬事》中再度指出,文化跟生活和記憶互相結合,要把記憶都視為「威權」,是天方夜譚。他認為,民進黨老是要用政治看待所有事情,但坦白講就算移除銅像,蔣中正的歷史定位也已超越民進黨所要議論的範疇。楊渡說,促轉會也好、民進黨也好,他們做了一件很錯的事情,就是只許留下一種記憶,說它代表正義,舉凡被冠上不正義就要被消除掉,但人民的記憶難道由你來定義嗎?

【社論】Delta變異株入侵社區與校園 疫情恐升級

中秋假期將近,可是這個假期應該過得很不平靜,由於Delta變異株入侵新北社區與校園,可能這個假期會泡湯,至今已有16所學校做預防性停課,7369位學生受到影響。中山醫大附設醫院兒童急診科主任謝宗學稍早在臉書發文,「不明感染源的Delta變異株確定入侵社區和校園」,他坦言,這是很早就知道的事實,不管邊境管控再怎麼嚴格,台灣終究還是得面對Delta變異株的入侵,「來的比預期中早很多」。9月份是台灣的開學季,各級學校陸續開學,但是對於台灣疫苗數不足,學生族群幾乎都是屬未施打的族群,甚至教職員工未施打也不在少數,台灣經歷約兩周的低確診數,但是從機師的染疫突破,到校園染疫,疫情恐再升級。新北幼兒園群聚案至9日已累計27人染疫,其中新北市板橋某社區大樓傳出有6例確診個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說,幼兒園群聚有擴張到社區,該大樓裡除台大麻醉人員確診,及一名埃及人暫被列為境外移入個案,另還有一戶人家確診,總計該大樓有6人染疫,新北市府已清空,準備400間集中檢疫所供使用。另一個重要問題是感染源尚未確定,還有多數感染的都是幼童,須由家長陪同隔離,這又是可能的被感染群族,真讓人憂心。至於是否升級全國警戒?陳時中回應,「疫情沒控制住,會考慮升級」,至於是否會改變疫苗政策?陳時中說,仍以第一劑覆蓋為主要目標。

大疫流行,國家在哪:淺談宋代(960-1279)政府的抗疫措施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 陳韻如 自從2019年新冠疫情爆發以來,從一開始的實名口罩制,到今年的簡訊實聯制和最近的疫苗預約系統,政府的防疫措施已經成為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這篇文章想簡單地談談在一千年前,一個沒有口罩、網路、手機、疫苗和國家隊的時代,當時的政府(指皇帝、中央和地方的官員等)如何理解疫情、又如何防疫與抗疫。一、 面對被傳染的恐懼:宋代官員的看法在討論宋代政府如何應對傳染病前,必須先處理一個更基本的問題:宋代人認為疾病會傳染嗎?根據中研院院士梁其姿教授在2010年的研究,「傳染」一詞用來指疾病傳播的用法大約在950年出現,之後在宋代更加頻繁可見。在「傳染」一詞之前,古代中國醫書指疾病傳播的常用詞是「染」這個字。染在古代中國可以用來指布料染色、壞習慣的擴散、和疾病的傳播等。例如中國第一部病因學專著、由隋代朝廷編纂、成書於610年的《諸病源候論》,就提到某些疾病會「染著」、或「染易」他人。《諸病源候論》對於「染著」、「染易」的討論重點在於哪些病會染易他人、哪些不會,很少討論是透過什麼物質染易,例如是透過口水、還是物理接觸等等,更沒有當代生物醫學的細菌傳播和病毒傳播等概念。面對可能會傳染他人的疾病,宋代民眾的應對做法之一是拋棄病人,類似任其自生自滅。例如:將病人單獨留置在房中或小屋中,不提供飲水與食物等。這種做法引起了許多宋代官員的批評,許多地方官員也希望能革除此類風俗。例如:宋代隆興府進賢縣(今江西省南昌市)的縣令程迥在1176年撰寫了一部醫書《醫經正本書》,書中大力反駁疫病會傳染的觀念,認為人民不需要因此拋棄患病的親友。程迥生卒年不詳,只知道當時是位縣令,在宋代的文官體系中屬於低層文官。現存的宋代資料看不出他曾經受過系統性的醫學訓練、或曾經行醫營生。這種非醫生或沒有醫學訓練的人寫醫書的現象,在宋代很常見。程迥主張一群人在同一地區同時得到某種病,是因為造成這些病的怪異之氣剛好出現在該地區和該時間。生活在該處的人們因為感應到這異氣,才會同時生病,並不是因為傳染。程迥的說法並非異想天開,宋代以前的醫書就有類似看法。前述的《諸病源候論》便提出:「傷寒」、「時氣」、「天行」這些疾病是指人感應到與氣候有關的外在環境之氣而生的病。例如:傷寒是觸冒到寒毒之氣(有點像我們現在還是會說感冒是因為著涼)。時氣和天行是感到四時失節之氣,例如:某一地本來應該是溫暖的季節,但天氣反而很冷;或是寒冷的季節,天氣反而溫暖。當地人群感應到這四時失節之氣,身體不好者,便會生病。除了「傷寒」和「時氣」等疾病名稱外,中國古代常用「疫」泛指一群人同時出現相似症狀的疾病。即使以現代生醫的觀點來看,造成一群人同時出現相似症狀的原因很多,除了傳染外,還包括食物中毒、中暑、空氣污染等。換句話說,宋代醫書對疾病的分類,並不像當代生醫一般存在著傳染性疾病和非傳染性疾病的明確區分。與程迥同時代、也擔任過縣令等地方官職的知名思想家朱熹(1130-1200),卻提出另一種論點。朱熹認為這種強調疾病不會傳染、人民因此不需要畏避病人的論點,是從「利害」的角度來申論。朱熹並指出這種論點的缺點在於:當人民相信這番說辭、去照顧生病親友,卻因此得病時,仍然會拋下患者,避其唯恐不及。朱熹主張更好的、能真正教化人民的論點,應該是從「恩義」的角度來申論:官員應教導人民以恩義為重,即使有可能被傳染,仍不應拋棄患病的親友。朱熹對疾病是否會傳染的看法,明顯不同於程迥。兩人的例子顯示:宋代官員對於疫病是否會傳染,沒有統一的看法;但基本共識是,人民不該拋棄患病的親友不顧。二、宋代政府的防疫和抗疫措施宋代政府應對疫病的措施各色各樣,包括:皇帝舉辦祭祀儀式,祈禱疫情趕快結束、或下詔表達對自己所作所為的深刻反省、或要臣僚直言進諫等。朝廷還可能派遣政府醫官診斷和治療病人、發放藥物、頒布醫書、煮粥賑濟人民、發放糧食、或提供病死者棺材等。有時某一地的疫病太嚴重時,還可能暫時減免該地的賦稅。有時候個別的地方官員會設立房舍,安置病患,甚至會依照病情輕重,安置在不同的房間,以防傳染;或是派人去掩埋患者的屍體。但此舉不一定是因為擔心這些屍體會傳染疾病,而是出於人道考量,或是擔心曝露在外的屍體,其污穢之氣會引發更多的疾病。在上述各種措施中,最常用的方法是派遣醫生診治、頒布相關療法、和發放藥物。例如992年北宋(960-1126)首都開封(今河南開封)大疫流行,朝廷撥出五十萬錢買藥,並派遣十名醫官,分別駐扎在開封的交通要道上,讓患者問診並賜給藥物。1146年南宋(1127-1279)首都臨安(今浙江杭州)發生瘟疫,朝廷派遣四名醫官到臨安府城內外看診、給藥。除了疫情爆發後才介入外,宋代也有少數官員試圖事先預防疾疫爆發。其中一個例子出現在宋仁宗趙禎的在位期間(1022-1063)。事情開始於仁宗慶曆八年(1048)。那年夏天,黃河決口,改道北流,造成今天的河北一帶嚴重的水災。水災之後又發生饑荒,據說慘烈到人食人的地步。朝廷曾發錢賑濟災民,仁宗也派遣了使者去發放藥物。但許多災民們開始湧入災情較不慘重的山東地區。當時擔任青州(今山東益都)知州的著名文臣富弼(1004-1083),決定採取與過往地方官員完全不同的賑災模式。之前常見的地方官賑災模式是將災民聚集在城中、再施粥救濟。這些災民或在領粥時互相踩踏,或因領不到粥而餓死。其他活著的災民群集在城中,反而又出現新的疾疫。考慮到災民聚在城中可能產生的死亡和疾疫風險,富弼決定採取新的方法。他向民眾募款,再加上公費後,徵集到十餘萬處的公私房舍。他將流民們分別安置到這些房舍中,再發放食物。對於協助賑災的官吏們,富弼不但詳細記載了他們的功勞,每隔五日便送酒、肉、飯等食物慰勞他們。這些官吏們遂人人盡力協助賑災。富弼還設立墓地,埋葬不幸死亡的流民們,並親自撰文祭拜這些死者。隔年,麥子大豐收,富弼讓流民們領取這些麥子後、回到各自的家鄉,最後共有五十餘萬的遊民存活。富弼的賑災模式,從此天下相傳,成為典範。三、餘論:宋代醫療史在新冠疫情中的(可能)功用前兩節簡單敘述了宋代官員對傳染的看法、政府的防疫和抗疫措施。這些故事對於當代的我們有什麼意義呢?更廣泛的來說,宋代醫療史的知識對當代有什麼意義?當然,後者是個龐大而複雜的議題,一般大一歷史學系的必修課可能要花每週兩小時、共十六週來說明歷史學的功用,遠非本篇小文可以解決。何況不同歷史學家對這問題,常有不同的答案。但最粗淺地來說,我認為要回答這些問題,必須將歷史知識分為史學普及平台中的知識、和學術論文中的知識兩類來談。史普平台介紹的歷史,或多或少地簡化了學術研究中的複雜論述,例如:既有的研究成果和爭論、史料年代判定的討論、對同一份史料的不同解讀、不同歷史觀間的辯論等。除了簡化研究論述外,史學普及文常佐以大量的歷史故事,希望增加讀者閱讀的趣味性。但這不代表歷史學者的工作日常就只是從史料中找故事。歷史學者作研究的目的也絕非僅止於挖掘和串聯有趣的故事,更多是外人看來嚴肅和枯燥的資料考證與分析。相對於學術論文,史普文的意義之一,可能在於提供通俗易懂的文章,幫助更多的讀者以古鑑今。比如理解許多古人和我們一樣害怕被傳染;或是古今對照後,發現當代的一些相似抗疫和防疫的措施,在古代就受到質疑,從而更警覺地檢視當代的防疫措施的問題。例如:富弼發現施粥救濟反而造成災民搶破頭,容易出現踩踏意外,開始思考新的發放方式。而今年7月4日花蓮縣接種站讓排隊民眾以百米賽跑的形式,搶疫苗殘劑的登記資格,導致民眾摔倒受傷。隔日花蓮縣長率領團隊鞠躬致歉,提出新的預約方法。這事件與富弼的擔憂遙相呼應,都牽涉到地方官員該如何安全、合理地分配防疫相關物資。至於以古鑑今後,能否鑑往知來,就非歷史學之事了。畢竟歷史學者的核心研究目的是嘗試釐清過往發生之事,而非預測未來。而本文中所談的故事若要放入學術論文,便需要更仔細地釐清和考證相關事件的內涵。以富弼防疫的故事為例,其中有許多疑點,需要歷史學者再深入辨析。例如:為什麼災情已如此嚴重,還有多餘的酒肉,能每五天就犒賞一次協助賑災的官吏?故事中的數字(十餘萬處的房舍、五十餘萬存活的流民),有沒有可能被誇大?如果有,為什麼要誇大?這故事是又誰寫下?為何寫下?又是怎麼流傳出去的?傳抄的過程中出現哪些情節變異?改變這些情節,又有何可能的功用?這些問題都需要歷史學者再搜尋和比對其他宋代的資料,才有可能進一步釐清。或許有些人會疑惑:即使歷史學者盡力釐清了富弼防疫的故事,這些畢竟是一千年前發生的事情了,對當代有什麼意義呢?一個可能的意義是,當有人試圖用這故事(或其他類似的故事)為例,宣揚中華文明或是中華政府自古就有優良的抗疫傳統,或宣傳宋代在防疫上有重大進步、超越同時代的歐亞各國時,歷史研究可以幫助反思這些宣傳,避免歷史變成當代政治或國族宣傳的素材。此時,以古鑑今就不只是有趣的新知,而是有更迫切的現實意義了。(本文轉載自臉書∕歷史學柑仔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