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改良主義者招魂
■ 方煉 本世紀二十年代,有一個很有名的叫丁文江的人,在當時很有名的一份報刊《獨立週刊》的第六期上,說了這樣一句很有名的話:「我們是救火的,不是趁火打劫的。」丁文江是改良主義者,這句話是改良主義者的行為準則。改良主義者認為,在一個火勢獠天的亂世之中,任何激進的、徹底的、提倡暴力的革命都無異於趁火打劫,只有平和的、漸進的、追求點滴進步的改良主義才是救世良方。說這話的三、四年之後,放火式的大革命爆發了。在革命潮流中,改良主義者丁文江自然成了罪人。說這話的八十多年之後,改良主義者丁文江以及他的名言,早已成了狂風中的一粒塵埃,湮滅於人世間。他的朋友胡適在紀念他的文章《丁在君這個人》的結尾說:「他的工作,他的影響,他的流風遺韻,是永遠留在許多後死的朋友心裡的。」悠悠八十多年之後,不知哪個後死的朋友尚未死,「他的工作,他的影響,他的流風遺韻,」又該永遠地留在哪裡?他的朋友胡適也是一位有名的改良主義者,二十六歲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一夕之間暴得大名,「舉國趨之若狂」,從此躋身文學界思想界教育界政治界這個界那個界,一發不可收拾,成了新文化運動的旗手,成了五四啟蒙運動的領袖,成了新月人權派的執牛耳者,成了自由主義陣營的代言人,成了改良主義派別的魁首,其盛名歷久不衰,其地位顯赫一時,其功德卓然超群,數十年間,堂堂胡適的大名幾乎可與日月同輝。然而新中國成立之後,大陸掀起胡適大批判,「美帝國主義豢養的文化買辦」、「與封建主義沆瀣一氣的反動文人」、「反蘇、反共、反人民的資產階級右翼政治代表」,一個個罪名,仿佛一座座撲向孫悟空的五指山,將胡適壓在眾山之下,無翻身之日。大批判的結果,使胡適成了中國現代史上最受冷落的文化人之一,絕大多數的中國人從此不識胡適的廬山真面目,當年文起八代之衰、影響了整整一個時代的世道人心、數千萬知識青年狂熱追捧的思想偶像,身後哀榮一至於此,豈不可歎。丁文江者,念及此當心平氣和。胡適的一生成就舉世公認,而丁文江亦非俗人,他曾任國民政府上海商務總辦,政績赫赫,曾挑起近代史上有名的「科玄之爭」,與張君勱論戰,為科學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張目,鼓蕩一時風潮。然而,為什麼胡、丁二人在新中國都橫遭冷落、誣陷、封殺,被歷史唯物主義貶入歷史冷宮呢?「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改良主義。改良主義究竟是怎麼樣的洪水猛獸?胡適有一個美國老師叫杜威,在胡適的邀請下,杜威於1919年4月來華講學,在中國住了兩年零兩個月。他是實驗主義哲學的鼓吹者,反對當時盛行的「根本改造論」,他認為「進化是零賣的,不是批發的,是雜湊的,不是整包的,」他說:中國常有人問我,改造社會當從何處下手?「我的答案,必說應該從一事一事上下手」。(杜威講演錄《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新青年》第七卷第1號。)杜威的觀點就是胡適改良主義的理論支柱。1919年7月,胡適在《每月評論》第31號上發表了那篇著名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完整地提出了改良主義的具體主張。首先,他反對以馬克思主義作為改造中國社會的指導思想,他認為「一切主義都是某時某地的有心人,對於那時那地的社會需要的救濟方法,」所以「空談外來進口的主義,是沒有什麼用處的,」他斷言,以馬克思主義作指導改造中國社會是「自欺欺人的夢話!這是中國思想界破產的鐵證!這是中國社會改良的死刑宣告!」他要求人們「多研究這個問題如何解決,那個問題如何解決,不要高談這種主義如何新奇,那種主義如何奧妙」,「把一切主義擺在腦後做參考資料,不要掛在嘴上做招牌。」其次,胡適反對用革命手段對這個社會問題實行「根本解決」,主張用「平穩方式」進行一點一滴的改良。他認為「文明不是籠統造成的,是一點一滴造成的」,「再造文明的下手功夫,是這個問題那個問題的研究;再造文明的進行,是這個問題那個問題的解決。」1929年12月,胡適又在《新月》雜誌上發表《我們走那條路》一文,表達了對暴力革命的反對。他聲稱:「建立一個治安的、普遍繁榮的、文明的、現代的統一國家」,只能走「漸進的路」,「一步一步的作自覺的改革」,「一點一滴的收改革之全功」,他指斥「用暴力推翻暴力的革命」,認為革命只能是「煽動盲動殘忍的劣根性,擾亂社會國家的安寧」。以上種種,就是改良主義者的自白書和招認狀。這些觀點和言論,處於不同的時代背景之下,既可以是真知灼見,又可以是洪水猛獸。 胡適說過:七年之病當求三年之艾。中國得的是慢性病,治這病的醫生不能太性急。知識份子要沉得住氣,使不得虎醫狼藥,要耐心地給這個社會開一劑除病根的緩藥。出於這樣的認識基礎,他們才提倡一點一滴的改良,崇尚這個問題那個問題的研究和解決,反對任何根本解決的政治藥方,也正是為了踐行「從一事一事上下手」的改良方式,他們總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既主張「一個政府要存在,自然不能不制裁一切推翻政府或反抗政府的行動」來保障政府的職權,又不憚在《人權和約法》等文章中,將抨擊的劍鋒直指黨國領袖。胡適者流的改良主義生前並未得道,在國民黨治下,胡適被中央黨部頻頻警告,羅隆基被特務機關一度逮捕,各類報刊雜誌被查禁被搶毀被封殺。胡適試圖以一個自由知識份子的獨立人格來同整個黑暗、錯亂、急躁的社會抗衡,想要在污濁的政治角逐中維護理性的尊嚴和思想的自由,結果他未能逃脫悲劇命運的追逐。當局要利用他時,他可以做駐美大使,做行政院長,做中央文學院院長,失掉利用價值時,他只能做紐約的寓公,做中國擺在異域的一個盆景。當代學者劉東說胡適「在一個衰朽的政治中,偏偏要去做一個只有在正常秩序中才能發揮作用的自由知識份子。」這或許真是胡適的蓋棺之論。瞭解了他們的生平,回過頭去再看「我們是救火的,不是趁火打劫的」這一句話,才能深切領會到改良主義者的志趣和操守皆在其中。他們終其一生,只認定正義和公理,他們的文字可以嘻怒笑駡,然而絕不會為當權者捧場,絕不會為惡勢力護航,他們在朝在野,進退維艱,言論被鉗制,人身被拘捕,生前生後被批倒鬥臭,還是矢志不移,救火不止,他們最終被大火吞噬,輕者灰頭土臉,重者灰飛煙滅,但他們的精神,始終張揚在朗朗天地間。兩千多年前,屈原在《國殤》中讚美:「身既死兮神以靈,子魂魄兮為鬼雄。」本世紀二、三十年代那一批勇毅的改良主義者們,是受得起這樣的讚美的,他們生為人傑,死為鬼雄,浩蕩正氣,長存人間。嗚呼!胡公適之,魂兮歸來!(作者:方煉,浙江諸暨人,上世紀90年代末供職當地報社,做記者,2002年通過國家司法資格考試,開始律師執業,後自立門戶,創辦浙江月白律師事務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