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刊特別報導 （圖/翻攝自Unsplash圖庫） 8月中旬，台東市中華大橋一名重機騎士自撞安全島身亡，重機在300公尺外人行道被發現，警方研判因高速撞擊後噴滑；8月26日上午，新北市北宜公路一名重機騎士疑似過彎失控，接連撞上對向兩輛水泥預拌車，當場遭到輾斃。短短半個月內兩起重機騎士死亡事故，頻率之高，顯示重機騎士用路安全問題已極需要受到關注。台灣隨著民國 96 年與 101 年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的兩度修法，汽缸總排氣量逾 250 立方公分之大型重型機車，目前已可行駛於包含國道三甲在內的快速公路，但仍不能行駛於高速公路。重機騎士要求開放行駛高速公路的聲浪仍持續湧現，但愈來愈頻繁發生的重機騎士交通事故，用路環境與用路人的駕駛觀念或許應最先受到檢視。汽車是「鐵包肉」，而機車是「肉包鐵」，機車包覆性較汽車明顯不足，一旦發生擦撞傷害、交通事故易造成嚴重傷亡，危險性遠高於汽車。其中，在重型機車與普通機車方面，臺北市交警大隊曾統計107年度機車事故，發現每萬輛事故率大重機為249.2件、其他機車（普重機+輕機）為245.4件，肇事率雖然相近，但死亡率大重機卻大幅上升，每萬輛死亡率大重機為2.73人、其他機車為0.33人，「大重機事故死亡率是普通機車8倍之高」。警方認為，大重機操控性能及車身結構均較普通機車優良，但死亡率異常飆高，關鍵因素即為行駛「速度」。交警分析106至107年大重機事故特性發現，大重機騎士死傷年齡層以30-39歲占27.9%最高，性別以男性占97.4%最高，易肇事路段為市民高架道、竹子湖路、民權東路6段、環東大道等，多發生於市郊及高架道路，主要肇事原因則為「未依規定讓車」、「轉彎/向不當」、「未保持安全距離」、「超速失控」等。警政署去年統計，近5年機車肇事件數占交通事故總件數均超過5成，且去年54.26％創下歷年新高，其中A1類（指造成人員當場或24小時內死亡）機車駕駛人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數為1100人，較前年增加219人（＋24.86％），占道路交通事故總死亡人數1849人的59.49％。綜觀近5年各種機車駕駛人致死率（死亡人數／死傷人數），「大型重型機車」致死率平均為「普通重型機車」的5.6倍，為「輕型機車」的4倍。高工局曾做過一份研究指出，台灣用路環境應優先執行改善部分，包括提高標線/字之抗滑性能、不在彎道或轉彎處使用標字、定期檢查道路表面是否有裂縫、坑洞、清理路面油漬或碎石，以及增加鋼板伸縮縫表面的摩擦力、避免在彎道前及車輛轉彎處設置鋼板伸縮縫、避免將伸縮縫設置與行車方向交角小於 45 度、強風頻繁路段加密設置標誌等，以減少機車事故之發生。在交通執法方面，除用路人本身騎乘大重機時務必提高警覺、依速限行駛、穿戴保護自身安全，警方也應針對「酒後駕車」、「闖紅燈」、「嚴重超速」、「逆向行駛」、「轉彎未依規定」、｢蛇行、惡意逼車｣、「機車行駛禁行機車道」及「機車未依規定兩段式左轉」等重大交通違規加強取締，並透過區間測速科技執法，遏止超速危險駕駛，以降低重機交通事故傷亡。

■ 中西雙執照醫師 翁銘佑 18歲以下青少年，染病後風險極低，只有少數罕病或高風險需要施打。若在學生族群中施打的目的是為了「阻隔」Delta傳播，那也完全期待錯誤：一劑疫苗對Delta的「有症狀」阻隔保護力只有33%，對「無症狀」染病傳播的保護效果更低。對於R0值高達6～7的Delta病毒來說，疫苗30%的阻隔力效果薄弱。更何況最近報導也指出，疫苗突破的感染病毒量和自然感染相去不遠。只要有學生確診在校內群聚染疫，不管有沒有打滿疫苗，結果都是一樣：全校停課。所以疫苗施打的重點不是學生，而是學生的年長家人！疫苗施打順序的兩大策略：重症減災：英國：完全照年齡和高罹病族群打維持社會功能：美國：警消醫護+社會運作工作者，但絕對沒有國家是先打學生。7月時我多次在文章和節目呼籲：抗體濃度在疫苗施打後3-4-5個月會迅速下降，面對Delta不可能有群體免疫，政府必須認清現實，調整策略。英國牛津AZ疫苗的首席研究員，安德魯．波拉德爵士在8/12公開發表：對Delta的群體免疫是神話「mythical」。我希望能讓更多民眾瞭解，當下的工作應該是努力讓重症率高的族群打滿第一劑，還有很多青年中年民眾尚未接種疫苗，他們才是會影響社會正常運作的重要分子。政府也必須立刻討論修訂新規範：現今的停課標準太可笑，三級四級警戒的標準也非常籠統粗糙，完全無根據可言。不同「疫苗施打率」下，能容忍的病例數絕對不同。可用重症人數來反推社會隔離政策強度，機動調整NPI （非藥物公衛措施）的強度。錯誤的策略會讓台灣到貨有限的疫苗，施打在相對無用的地方，對Delta病毒的「社會韌性」會減少。將導致社會封鎖時間延長，更多經濟和升鬥小民受害，永遠無法正面談論「與病毒共存」。（轉載自翁銘佑臉書）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 陳韻如 自從2019年新冠疫情爆發以來，從一開始的實名口罩制，到今年的簡訊實聯制和最近的疫苗預約系統，政府的防疫措施已經成為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這篇文章想簡單地談談在一千年前，一個沒有口罩、網路、手機、疫苗和國家隊的時代，當時的政府（指皇帝、中央和地方的官員等）如何理解疫情、又如何防疫與抗疫。一、 面對被傳染的恐懼：宋代官員的看法在討論宋代政府如何應對傳染病前，必須先處理一個更基本的問題：宋代人認為疾病會傳染嗎？根據中研院院士梁其姿教授在2010年的研究，「傳染」一詞用來指疾病傳播的用法大約在950年出現，之後在宋代更加頻繁可見。在「傳染」一詞之前，古代中國醫書指疾病傳播的常用詞是「染」這個字。染在古代中國可以用來指布料染色、壞習慣的擴散、和疾病的傳播等。例如中國第一部病因學專著、由隋代朝廷編纂、成書於610年的《諸病源候論》，就提到某些疾病會「染著」、或「染易」他人。《諸病源候論》對於「染著」、「染易」的討論重點在於哪些病會染易他人、哪些不會，很少討論是透過什麼物質染易，例如是透過口水、還是物理接觸等等，更沒有當代生物醫學的細菌傳播和病毒傳播等概念。面對可能會傳染他人的疾病，宋代民眾的應對做法之一是拋棄病人，類似任其自生自滅。例如：將病人單獨留置在房中或小屋中，不提供飲水與食物等。這種做法引起了許多宋代官員的批評，許多地方官員也希望能革除此類風俗。例如：宋代隆興府進賢縣（今江西省南昌市）的縣令程迥在1176年撰寫了一部醫書《醫經正本書》，書中大力反駁疫病會傳染的觀念，認為人民不需要因此拋棄患病的親友。程迥生卒年不詳，只知道當時是位縣令，在宋代的文官體系中屬於低層文官。現存的宋代資料看不出他曾經受過系統性的醫學訓練、或曾經行醫營生。這種非醫生或沒有醫學訓練的人寫醫書的現象，在宋代很常見。程迥主張一群人在同一地區同時得到某種病，是因為造成這些病的怪異之氣剛好出現在該地區和該時間。生活在該處的人們因為感應到這異氣，才會同時生病，並不是因為傳染。程迥的說法並非異想天開，宋代以前的醫書就有類似看法。前述的《諸病源候論》便提出：「傷寒」、「時氣」、「天行」這些疾病是指人感應到與氣候有關的外在環境之氣而生的病。例如：傷寒是觸冒到寒毒之氣（有點像我們現在還是會說感冒是因為著涼）。時氣和天行是感到四時失節之氣，例如：某一地本來應該是溫暖的季節，但天氣反而很冷；或是寒冷的季節，天氣反而溫暖。當地人群感應到這四時失節之氣，身體不好者，便會生病。除了「傷寒」和「時氣」等疾病名稱外，中國古代常用「疫」泛指一群人同時出現相似症狀的疾病。即使以現代生醫的觀點來看，造成一群人同時出現相似症狀的原因很多，除了傳染外，還包括食物中毒、中暑、空氣污染等。換句話說，宋代醫書對疾病的分類，並不像當代生醫一般存在著傳染性疾病和非傳染性疾病的明確區分。與程迥同時代、也擔任過縣令等地方官職的知名思想家朱熹（1130-1200），卻提出另一種論點。朱熹認為這種強調疾病不會傳染、人民因此不需要畏避病人的論點，是從「利害」的角度來申論。朱熹並指出這種論點的缺點在於：當人民相信這番說辭、去照顧生病親友，卻因此得病時，仍然會拋下患者，避其唯恐不及。朱熹主張更好的、能真正教化人民的論點，應該是從「恩義」的角度來申論：官員應教導人民以恩義為重，即使有可能被傳染，仍不應拋棄患病的親友。朱熹對疾病是否會傳染的看法，明顯不同於程迥。兩人的例子顯示：宋代官員對於疫病是否會傳染，沒有統一的看法；但基本共識是，人民不該拋棄患病的親友不顧。二、宋代政府的防疫和抗疫措施宋代政府應對疫病的措施各色各樣，包括：皇帝舉辦祭祀儀式，祈禱疫情趕快結束、或下詔表達對自己所作所為的深刻反省、或要臣僚直言進諫等。朝廷還可能派遣政府醫官診斷和治療病人、發放藥物、頒布醫書、煮粥賑濟人民、發放糧食、或提供病死者棺材等。有時某一地的疫病太嚴重時，還可能暫時減免該地的賦稅。有時候個別的地方官員會設立房舍，安置病患，甚至會依照病情輕重，安置在不同的房間，以防傳染；或是派人去掩埋患者的屍體。但此舉不一定是因為擔心這些屍體會傳染疾病，而是出於人道考量，或是擔心曝露在外的屍體，其污穢之氣會引發更多的疾病。在上述各種措施中，最常用的方法是派遣醫生診治、頒布相關療法、和發放藥物。例如992年北宋（960-1126）首都開封（今河南開封）大疫流行，朝廷撥出五十萬錢買藥，並派遣十名醫官，分別駐扎在開封的交通要道上，讓患者問診並賜給藥物。1146年南宋（1127-1279）首都臨安（今浙江杭州）發生瘟疫，朝廷派遣四名醫官到臨安府城內外看診、給藥。除了疫情爆發後才介入外，宋代也有少數官員試圖事先預防疾疫爆發。其中一個例子出現在宋仁宗趙禎的在位期間（1022-1063）。事情開始於仁宗慶曆八年（1048）。那年夏天，黃河決口，改道北流，造成今天的河北一帶嚴重的水災。水災之後又發生饑荒，據說慘烈到人食人的地步。朝廷曾發錢賑濟災民，仁宗也派遣了使者去發放藥物。但許多災民們開始湧入災情較不慘重的山東地區。當時擔任青州（今山東益都）知州的著名文臣富弼（1004-1083），決定採取與過往地方官員完全不同的賑災模式。之前常見的地方官賑災模式是將災民聚集在城中、再施粥救濟。這些災民或在領粥時互相踩踏，或因領不到粥而餓死。其他活著的災民群集在城中，反而又出現新的疾疫。考慮到災民聚在城中可能產生的死亡和疾疫風險，富弼決定採取新的方法。他向民眾募款，再加上公費後，徵集到十餘萬處的公私房舍。他將流民們分別安置到這些房舍中，再發放食物。對於協助賑災的官吏們，富弼不但詳細記載了他們的功勞，每隔五日便送酒、肉、飯等食物慰勞他們。這些官吏們遂人人盡力協助賑災。富弼還設立墓地，埋葬不幸死亡的流民們，並親自撰文祭拜這些死者。隔年，麥子大豐收，富弼讓流民們領取這些麥子後、回到各自的家鄉，最後共有五十餘萬的遊民存活。富弼的賑災模式，從此天下相傳，成為典範。三、餘論：宋代醫療史在新冠疫情中的（可能）功用前兩節簡單敘述了宋代官員對傳染的看法、政府的防疫和抗疫措施。這些故事對於當代的我們有什麼意義呢？更廣泛的來說，宋代醫療史的知識對當代有什麼意義？當然，後者是個龐大而複雜的議題，一般大一歷史學系的必修課可能要花每週兩小時、共十六週來說明歷史學的功用，遠非本篇小文可以解決。何況不同歷史學家對這問題，常有不同的答案。但最粗淺地來說，我認為要回答這些問題，必須將歷史知識分為史學普及平台中的知識、和學術論文中的知識兩類來談。史普平台介紹的歷史，或多或少地簡化了學術研究中的複雜論述，例如：既有的研究成果和爭論、史料年代判定的討論、對同一份史料的不同解讀、不同歷史觀間的辯論等。除了簡化研究論述外，史學普及文常佐以大量的歷史故事，希望增加讀者閱讀的趣味性。但這不代表歷史學者的工作日常就只是從史料中找故事。歷史學者作研究的目的也絕非僅止於挖掘和串聯有趣的故事，更多是外人看來嚴肅和枯燥的資料考證與分析。相對於學術論文，史普文的意義之一，可能在於提供通俗易懂的文章，幫助更多的讀者以古鑑今。比如理解許多古人和我們一樣害怕被傳染；或是古今對照後，發現當代的一些相似抗疫和防疫的措施，在古代就受到質疑，從而更警覺地檢視當代的防疫措施的問題。例如：富弼發現施粥救濟反而造成災民搶破頭，容易出現踩踏意外，開始思考新的發放方式。而今年7月4日花蓮縣接種站讓排隊民眾以百米賽跑的形式，搶疫苗殘劑的登記資格，導致民眾摔倒受傷。隔日花蓮縣長率領團隊鞠躬致歉，提出新的預約方法。這事件與富弼的擔憂遙相呼應，都牽涉到地方官員該如何安全、合理地分配防疫相關物資。至於以古鑑今後，能否鑑往知來，就非歷史學之事了。畢竟歷史學者的核心研究目的是嘗試釐清過往發生之事，而非預測未來。而本文中所談的故事若要放入學術論文，便需要更仔細地釐清和考證相關事件的內涵。以富弼防疫的故事為例，其中有許多疑點，需要歷史學者再深入辨析。例如：為什麼災情已如此嚴重，還有多餘的酒肉，能每五天就犒賞一次協助賑災的官吏？故事中的數字（十餘萬處的房舍、五十餘萬存活的流民），有沒有可能被誇大？如果有，為什麼要誇大？這故事是又誰寫下？為何寫下？又是怎麼流傳出去的？傳抄的過程中出現哪些情節變異？改變這些情節，又有何可能的功用？這些問題都需要歷史學者再搜尋和比對其他宋代的資料，才有可能進一步釐清。或許有些人會疑惑：即使歷史學者盡力釐清了富弼防疫的故事，這些畢竟是一千年前發生的事情了，對當代有什麼意義呢？一個可能的意義是，當有人試圖用這故事（或其他類似的故事）為例，宣揚中華文明或是中華政府自古就有優良的抗疫傳統，或宣傳宋代在防疫上有重大進步、超越同時代的歐亞各國時，歷史研究可以幫助反思這些宣傳，避免歷史變成當代政治或國族宣傳的素材。此時，以古鑑今就不只是有趣的新知，而是有更迫切的現實意義了。（本文轉載自臉書∕歷史學柑仔店）

■ 理應 （圖/翻攝自Pixabay圖庫） 颶風艾達（Ida）登陸美國路易斯安那州後北上至東海岸紐約一帶，號稱170年登陸當地最強的颶風，目前減弱為熱帶風暴，但仍帶來破紀錄降雨量。紐約市星期三（9月1日）深夜宣佈進入緊急狀態。紐約市已知有多人死亡，市長白思豪（Bill de Blasio）形容當地在「經歷一場歷史性天氣事件」，道路在面對著「殘酷的洪水泛濫」和「危險狀態」。除了紐約市，紐約州與新澤西州也宣佈了緊急狀態。根據美國廣播公司（ABC）報導，拜登2日下午曾就東北州份災情發表談話。拜登提到，颶風艾達為紐約帶來驚人雨量，光是1日一整天就超過9月份平均雨量。在紐約市，暴雨造成的大水灌入地鐵站內，曼哈頓中城的街道全都變成河流，紐約市長白思豪（Bill de Blasio）也首次宣佈紐約市進「洪水緊急狀態」。紐約市至少有13人死亡，其中8人喪命在地下室住宅內，其中以皇后區災情最為慘重，多數遇難者是在家中罹難。美國廣播公司統計，颶風艾達從路易斯安那州登陸後一路橫掃肆虐，在美國8個州造成共61人死亡，其中紐約市13人死亡、紐澤西州25人死亡，災情慘重。另外，受颶風影響，在紐澤西州、賓州和馬裡蘭州至少還出現9場龍捲風。全世界的氣候變遷，產生了各地重大天然災害，極端氣候的改變使原來冰封多年的格陵蘭冰山今年已經有20%融化掉了，阿拉斯加也罕見的發生了森林大火跟爆雷，這是前所未有的。北極圈暖化的速度，難以想像，永凍層逐漸消融，生態圈即將滅絕，包括歐洲、亞洲嚴重的暴雨、水災、乾旱也屢屢發生。人們再不重視大自然的反撲，也許本世紀將有更大的天然災害等著我們。

■ 圖/文轉載自 四維體育推廣教育基金會網站 劉玉蘭樂於助人的特質與清廉正直的個性逐漸傳出口碑，之後被調往中正機場(現改名桃園機場)台銀分行，她擅長交際的親和力和來者不拒的人生哲學，在經常必須送往迎來的台灣最大機場，簡直如魚得水，不管認識或不認識，受過劉玉蘭幫忙的人不計其數。以網界人士來說，已故韓國教練黃文哲某年率隊出征台維斯盃，到了機場才發現公款兩千美元忘在家中，眼看班機即將起飛，劉玉蘭二話不說，立刻從自己帳戶提出兩千美元救急，讓黃文哲感恩在心，比賽結束回國後立刻歸還。有一年某教練率領六、七位選手準備前往日本參加日航盃，不料路上塞車，眼看check in時間即將截止，卻還有四十分鐘才能抵達機場，教練急電劉玉蘭，問她怎麼辦？劉玉蘭於是利用私人關係，直接到櫃台拜託地勤先幫所有人完成check in手續，等到人員一抵機場便帶著行李直奔登機口。王宇佐有一年也是臨時要出國卻訂不到機位，只好找劉玉蘭幫忙，網壇大姊大不僅幫他喬到機位，還因經濟艙客滿，地勤直接幫王宇佐升等商務艙。此外，不少球隊出國時，行李超重也會找劉玉蘭解決；外隊來台參加國際軟網賽，抵達後不願繳交落地簽證費，劉玉蘭也是先行代墊。劉玉蘭助人不僅限於她認識的人，有時陌生人若有困難，她也會義不容辭伸出援手。「有人經常會拿一元美鈔來換銅板打電話，因為結匯要填寫交易申報書，如果每個人都拿一美元來換，單子不就寫不完，所以有時我就直接從口袋裡掏出五元或十元銅板給他，讓他可以打電話。」劉玉蘭透露，某日她正準備下班，有一男子拿著外幣來換錢，說是要搭國光號回台北，當時銀行已經停止營業，若要重新開門實在麻煩，於是她就陪同那人前往巴士購票處，掏出一百多元幫他買了一張車票，「所謂好人有好報，沒想到回家路上竟然撿到一張十元美鈔，等於還有賺。」劉玉蘭高興地敘述這段往事。 與夫婿施教松 儘管在工作或網球場上都是一帆風順，受人尊敬，劉玉蘭在感情道路卻遇人不淑，曾任前奧會主席沈家銘秘書的夫婿施教松，雖然很支持太太在網球場上的發展，自己卻未盡到一家之主的責任，劉玉蘭因此決定斬斷這段不幸福的婚姻，母代父職，自己一人養大三個女兒，並把她們全部栽培成留美碩士。劉玉蘭大女兒施綺婷從商，英文能力極佳，高中二年級便考上托福，一進入台北商專就前往愛荷華大學就讀，並取得碩士學位。二女兒施綺華擁有美國物理與電機雙碩士，育有二女一男，目前定居芝加哥。么女施綺年是位才華洋溢的音樂家，主修聲樂，副修鋼琴，直到2021年才完成終身大事。 培養三位女兒全成為留美碩士 多年前，劉玉蘭曾遭遇兩次身體健康上的危機，兩次都住進加護病房，並被醫院發出病危通知。第一次是2014年下半年陪伴小女兒施綺年前往北京參加演唱會，不料碰到沙塵暴襲擊，整個人的呼吸系統大當機，只能趕緊搭機返台，隨即入院檢查，一住就是好幾個月，「以前總仗著身體好，沒有買保險，結果這次住院花了我一百多萬。」劉玉蘭無奈地說。有趣的是，當年謝淑薇老爸謝子龍也因糖尿病被醫院發出病危通知，劉玉蘭出院後還特地前往振興醫院探視，當謝子龍得知謝家班第一個貴人也才大病初癒，仍有力氣陶侃她說：「怎麼是病危通知的來看病危通知的呀！」2017年3月，劉玉蘭又因身體不適就醫，住院時卻因醫院輸錯血，再度被發出病危通知，經緊急送至台大醫院急救才脫離險境。「當時把我輸錯血的那間醫院竟然沒有救護車，還好我有認識一位台大主任，火速派車才把我送到台大急診室。」這段在鬼門關前徘徊的過程，劉玉蘭多次在受訪中陳述：「當時我已經插管，但意識很清楚，我感覺到許多人都在我身旁幫我禱告，我甚至看到天花板上有黃、紅、藍三種顏色，心想糟糕，上帝在呼喚我了，但又想說去就去吧，不料一周之後，我竟然拔管痊癒，身體也愈加健康，可以繼續在球場上馳騁。」出院隔天，劉玉蘭接到一位正在日本在推廣迷你網球的田中日出男先生電話，對方說他要辦比賽，希望台灣能派隊參加。劉玉蘭詢問田中：「我又不認識你，為什麼會找我？」田中答覆說：「因為日本網協告訴我，台灣網球的事，找劉玉蘭就沒錯。」就這樣，劉玉蘭找上和她姓名差一個字的前國手兼球評劉虹蘭，組成三男五女、連家長加教練、領隊總共十三人的代表隊前往日本參賽，網協還特別提供國家隊制服給代表隊成員，以示隆重，最後女子隊奪冠，男子隊獲得亞軍，劉玉蘭又完成一次成功的國民外交，她說：「大概是老天爺認為我的任務還沒結束，所以在醫院沒帶我走吧！」 受田中日出男(右一)之邀，劉玉蘭(右二)2017年率隊前往日本參加迷你網球賽 時間回到近半個世紀前，即將邁入不惑之年的劉玉蘭和一群年紀相仿的軟硬網選手組成彗星女網隊，隊員包括已故作家劉慕沙、前國手江勁彥母親許靜枝、已退休的文化體育系教授彭淑美等人。楊斌彥在1974年經由彗星隊教練黃健財介紹認識劉玉蘭，並在她的引薦下踏入網球界，擔任彗星女網隊領隊，帶領這支平均年齡近40歲的媽媽級球員南征北討，接著劉玉蘭再把張約翰教練指導的竹崎幫推薦給楊斌彥，同時在1980年成立四維女網隊。1977年溫布頓之後，劉玉蘭卸下國手資格，網協也決定開始換血。為了培養新秀，在四維資助下， 1979年劉玉蘭率領台灣第一支青少年網球隊前往西德受訓兩個月，陣中三男二女，包括曾任彭帥教練的馬偉開，佛教、回教、基督教都曾信奉過的李紀唐，年紀最大的龔飛彪，以及兩位竹崎女將溫秀專和謝麗娟。 前往西德受訓的台灣青少年代表隊，右起馬偉開、李紀唐、龔飛彪、劉玉蘭、楊斌彥、謝麗娟、溫秀專 多年之後，龔飛彪曾任台維斯盃國手，目前仍在球場作育英才。馬偉開晉身國際知名網球教練，現於廣州開設星河灣職網俱樂部。溫秀專1981年在東京拿下台灣聯邦盃史上首勝，謝麗娟入選國手多年，也曾出任杜哈亞運教練，現任職台北市立大學天母校區教授。自1980年初開始，劉玉蘭從選手身分成功轉換成教練角色，儘管當時仍在台銀任職，只要有機會帶領國家代表隊出國比賽，包括世少、世青、聯邦盃等，台銀都會給予公假，讓她無後顧之憂地專心帶隊，「十分感謝台銀當年的支持，我才能在網球場上盡我微薄的力量。」從四維1990年初贊助王思婷開始，劉玉蘭便居中扮演穿針引線的關鍵角色，當王思婷逐漸淡出網壇之際，劉玉蘭又給自己許下使命：「尋找下一位台灣女網接班人。」當謝淑薇不到十歲在四維盃學童賽嶄露頭角時，劉玉蘭認為她是一位可造之材，但也發現她家太過貧困，因為謝子龍一人帶六個小孩，經常連吃飯都成問題，於是拜託台銀總經理何國華，是否可以想想辦法，提供這位網壇璞玉一些協助？「礙於規定，台銀只能從籃球隊的經費挪出這些錢來幫助淑薇，雖然金額不多，我們仍感謝台銀籃球隊總教練田希和當時的通融。」儘管已過了二十幾年，謝子龍仍感恩地說。2001年四維開始贊助謝淑薇也是經由劉玉蘭居中牽線，而當謝淑薇負氣離家，流浪日本，仍是劉玉蘭拜託日本友人畠中君代幫忙照顧。「劉阿姨是我們家生命中的第一個貴人。」謝家班所有成員異口同聲說。 楊斌彥(右二)當年贊助謝淑薇(右一)是經由劉玉蘭(左一)居中牽線 謝淑薇在2003至2005浪跡日本那段期間，常在當地參加有獎金的巡迴賽，由於沒有工作簽證，就算打到冠軍也無法領取獎金，因此在劉玉蘭請託下，畠中君代幫謝淑薇申請到工作簽證，「雖然當時她還沒18歲，名義上卻在Big K網球學校當起教練。」劉玉蘭緩緩道來。劉玉蘭認為，謝淑薇的網球技術、手感都沒話說，但就差在腦袋不轉彎，嘴巴不夠甜，例如她內心覺得不公平，為何YONEX對於一些成績比她差的日本球員，贊助金卻給的比她還要高，因此合約期滿後不願續約，最後演變成贊助金她「一毛都不要」。 畠中君代(左)的Big K網球學校創校40周年時，謝淑薇(中)和劉玉蘭(右)前往祝賀 「有一位日本企業家原本表明要贊助謝淑薇，但她打了冠軍也不去感謝拜會一下，人家當然就沒有下一次了。」劉玉蘭苦笑說。古道熱腸的劉玉蘭透露，她最大的缺點就是不懂得如何拒絕別人，就算人生已經過了86年，每當別人有求於她，例如跟她借錢，只要身上有錢，她很少說不，幾乎是有求必應，「這樣好像很糟糕齁？我就是不知道如何跟人家說不呀！但也沒有辦法，我就是這樣子的人！」（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