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Claudius 近兩年來，所謂「行人地獄」的現狀受到許多關注，也有更多要求改善的聲音。好過日從5~6年前，就持續關注「可步行城市」的議題，一方面，更多人重視這個問題自然是好現象；但另一方面，這個議題也需要更完整的面向。要建構良好的行人環境，不只是讓路「可以走」、還要讓「起迄地能用走得到達」，讓步行「走起來必要」、「走起來好玩」。舉例而言，如果工作地點離住家10公里，要去買個晚餐3公里，又沒有良好的大眾運輸系統，那麼建構再好的步行環境，市民也不會想走路。因此，世界上適合步行的城市，往往都有良好的大眾運輸系統、較高發展密度、一定的住商混合等特性，讓步行+大眾運輸可以完成生活中大部分的需求，走路才能成為生活的一部分。最近筆者看到一個金字塔圖，在城市路權的階級中，把行人排在首位，接著是自行車等無動力運具、大眾運輸、共享運具、再來才是汽機車。以「會造成較大傷害的運具路權靠後」的前提來說，這圖當然沒錯，但「大眾運輸」的排序，恐怕會引起誤解，因此我們特別把這張階層圖重新繪製，要強調的是大眾運輸導向發展（TOD）的不可或缺。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純步行城市是古羅馬城，在當時的面積大概不超過20平方公里，也就是4公里多見方的面積，人口密度超過每平方公里5萬人，比現在最繁榮的都市還擁擠，因此早在2000年前羅馬就有5、6層公寓的設立。然而，以現在城市的發展模式，加上綠地等公共建設空間，百萬人口的城市跨距都在十多公里以上，東京等超大型都市的延伸範圍更可達百公里，不以高容量大眾運輸為骨幹，不可能支撐步行優先的生活模式。而有一件很特別的事是，在全世界GDP超過3萬美元的國家裡面，大概只有台灣，以及美國的多個百萬人口等級大城市，大眾運輸使用率低於10%。整體城市結構的失衡，和對機動運具的依賴互為表裡，是台灣難以擺脫行人地獄惡名的重要原因。因此，要建立行人天堂，除了建構良好行人環境，除了交通3E，除了行人基本法這些近期較常被提到的政策以外。還有一個前提是建立以大眾運輸為主的城市結構，並讓完整的住商活動沿著大眾運輸場站發展，並提供鄰里間步行可達的各種機能，再用良好的行人與自行車道環境串連起最後一哩路，也就是以TOD+15分鐘城市為藍本的都市規劃。有些人會把軌道路網、場站聯合開發都打成浪費錢、炒地皮、破壞環境，但在日本快速都市化的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正是大量民間財團投入交通與開發事業的共同經營，才打造出了高度鐵道依賴的大都市圈。行人環境改革，必須和更高層次的「城市結構革命」共同進行，行人地獄才有變成行人天國的一天。（轉載自高雄好過日臉書）

■媒體人 韋安 有友人勸已經60多歲的侯友宜，做事情不要這麼拚，太過辛勞。他則回答說，「我不年輕了，還有多少時間可以做事？所以才要抓緊時間多做些事情。能做事，對別人和社會還有用，大家說我做得不錯，就值得和滿足了。」……不少人懷疑，國民黨已找不到贏的戰略，「核心價值」也蕩然無存，2024必將凶多吉少。其實，大可不必如此悲觀。國民黨的「核心價值」，一點也不難尋找。侯友宜一直以來，「為人民和國家好好做事」的簡樸主張，就可以當成國民黨的「核心價值」，來運用發揚。「為人民和國家好好做事」，雖然簡約平常，但這不僅是侯友宜的口頭禪，其實也是他從政以來，堅守踐行的「核心價值」。蔣經國、李國鼎、孫運璿，之所以至今仍被臺灣人肯定和懷念。國民黨幾經谷底，還沒被民意徹底背棄，仍獲得些許期待，就是因為國民黨從人到黨，曾經為人民、為臺灣做了不少事情。而如今，網路輿論聲量為王的政治環境之下，只追求「侯侯做代誌」的侯友宜，與其他政治人物形成鮮明的對比。侯友宜為什麼長期獲得新北市民的高滿意度，以及在「感情溫度」、「信任度」、「看好度」等民意調查指標，都獲得全體國人7成以上的認同和支持，就是不分藍綠民眾，對侯始終能夠「好好做事」，這個「核心價值」的一種肯定。難道還可以找到其它的解釋嗎？人們從侯友宜身上，看到那些早期值得推崇的，實幹政治人物的影子。侯友宜從來不是國民黨刻意培養的建制派人才，但今天能夠成為臺灣，不可忽視的重量級政治人物，並非出於僥倖或機遇，而是他「好好做事」的態度始終如一。侯常說到，一個人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承擔應用的責任，「為國家和人民好好做事情是不變的初心」。19歲，侯友宜高中畢業時，同時考上警大、國防醫學院、高雄師範學校，均為公費生。而他樸實雙親，向來尊重子女的決定，因此侯選擇進入警大。當時他抱持著，就是「保護好人，打擊壞人」，想要為國家和社會好好做事的「初心」。在警察生涯中，侯靠著「愛做事、能做事」，一路成為最年輕的臺北市刑大大隊長、桃園市警局局長、刑事警察局局長、警政署長、警大校長。在這些職位上，侯不僅偵辦白曉燕綁架命案，在陳進興綁架南非武官事件中，成功解救人質而舉國知名，並且幾乎無役不與地，參與了解嚴後，臺灣社會重大刑事案件的偵辦工作。1990年代，臺灣曾經黑槍氾濫，暴力犯罪最猖獗。侯擔任警界要職，在一線打擊犯罪，對臺灣的治安狀況的改善，做出貢獻。如今中華民國成為世界上，治安最良好的國家之一，與侯友宜當警察時努力「好好做事」，有著因果關聯。侯自2003年至2008年，擔任刑事警察局局長及警政署長，他上任前一年2002，離任後隔年2009，台灣治安狀況統計數據：汽車竊盜案，降低60%。機車竊盜，降低70%。暴力犯罪降低56%。全部刑事犯罪案件，降低46%。所以，侯友宜正面形象的公眾認知，並非從當選新北市長才開始，而是自其警察生涯之際的長期累積。由警轉政，侯擔任新北市副市長7年。雖然位居副手低調行事，不漏鋒芒。但還是人們感知到，他是拼命做事，能夠腳踏實地解決問題的政治人物。也因此，在2018年底，侯人生的第一次選舉中，他成為新北市歷史上，得票數最高，贏對手最多的市長。過去兩年新冠疫情爆發期間，在最複雜嚴重的新北疫區，侯友宜帶領和指揮市府團隊，和公私立醫療機構一起，成功控制疫情。在多次防疫表現滿意度調查中，「警察市長」領導的新北市，都是六都第一名。長期觀察下來，發現侯友宜的政治特質中，有兩個核心的關鍵字——「沉默」和「好好做事」，他一直以來，不計毀譽地堅守這兩個原則。對於激烈的政治攻防，他是沉默的，即使他是受攻擊者；對於激情四溢的黨內紛爭，他也是沉默者；少說多做，用政績取信於民，是他一貫的風格。而他心中最在乎的是，跟他同樣，沉默的大多數人的現實利益。希望憑藉著「好好做事」，為社會和眾人帶來實質的改變。讓長者不為後代擔憂，讓中生代靠努力獲得與付出成比例的回報，讓年輕人對未來不再惶恐、有希望。雖然沒有像政治明星的光環，群眾魅力和狂熱粉絲的追捧，但是長期以來，他的民意支持度，都在所有政治人物中位於領先地位。在當今臺灣的選舉制度和政治格局之下，追求鲜明政治色彩，崇信戰鬥力、引領議題、創造聲量，已成為政黨和政治人物生存的不二法門。侯友宜選擇了一條寂寞孤單的政治途徑，卻能取信於民，獲取民心民意。這一點，值得多年來，苦尋不著中心思想、理念和論述的國民黨人借鑒。侯友宜帶起「好好做事」的「核心價值」，其實符合多數民意的期待。如果有越來越多國民黨人認同和共襄盛舉，不僅能找回政治生存的新立足點，想要重返執政，也變得有一線可能。與其整日陷入空談，奢論背離現實的所謂「理念價值」，不如想著如何把「為國家和人民好好做事」，擺在第一優先。如此，國民黨在未來，才有險中求勝，困境求生的契機。（轉載自韋安臉書）

■時代力量黨主席 王婉諭 一、民主內戰與第三勢力我們還是要快速回顧歷史，回到「為什麼需要第三勢力」這個問題被提出的時空背景。周奕成先生提出的第三社會論，清楚勾勒了「藍綠民主內戰」的社會背景。他認為，藍綠對抗源自於兩個社會集團的鬥爭，他們有不同的生命經驗與世代記憶，因而在意識型態、政治主張上，有著你死我活、無法調和的對立。他們以消滅對方為職志，每四年一次的選舉，就是雙方血脈賁張的戰場。為了招兵買馬，他們無所不用其極挑動台灣社會的情緒，把鬱悶轉為憤怒，把不平轉為妒恨，只為了在戰時殲滅對方。當「各政黨就形同人民相互對抗的集團」、「政黨為了爭奪政治地位及權力而捨棄國家的利益，互相仇視、敵對」（林義雄語），民主內撕裂了台灣，拖住社會進步的腳步，所以我們需要超越藍綠內戰的第三勢力。第三社會黨是21世紀後台灣的第一次嘗試，可惜台灣社會還沒有足夠的條件。然而近十年後，當政治機會浮現，社會基礎逐漸成熟，時代力量、社會民主黨、台灣民眾黨等第三勢力政黨粉墨登場時，民主內戰的業力仍未褪去。一說起政治，台灣人仍舊充滿情緒張力，憤恨不平仍是政治能量的沃土，藍綠宣傳機器打磨多年，讓人民輕易敵視人民的意識型態，依舊深植人心。那些藍綠集團豢養的媒體、名嘴，那些決定資源分配規則的金融地產集團，那些壟斷社會資源的地方派系都還在那裡。對於第三勢力政黨而言，它們是必須謹慎以對的雷區，卻也是攫取資源，求取壯大發展的沃土。究竟是要拋棄民主內戰的武器，還是要撿起民主內戰的槍砲彈藥，用延續民主內戰的方式壯大自己，每一個第三勢力政黨，在每一個時刻，都會面臨這樣的抉擇。我必須說，這是一個巨大的誘惑。二、時代力量與民眾黨的選擇面對這些抉擇，時代力量與民眾黨走上了不一樣的道路，選擇了截然不同的發展戰略。戰略上，柯文哲以終結藍綠惡鬥登場，卻以延續民主內戰、重新劃分戰場取得了穩固的政治定位，他把藍綠內戰，轉化為對執政者的戰爭，把藍綠內戰重新定義為非綠對綠的內戰。柯文哲是如何達到這個戰略結論的，我無從得知，但我能同意，這是一個合理的擴張策略選擇。因為他從2014年的選舉經驗清楚知道，包圍一個落居下風的執政者，很容易獲得廣大的社會支持。2014年他是泛綠陣營的代表人物，2020年後的柯文哲當然有理由相信，他可以成為非綠陣營的領頭羊，因為他面對的是一個綜合戰力遠不如民進黨的國民黨。在戰術上，民眾黨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用過去民進黨對付國民黨的方法來對付民進黨。誰說話最兇狠，最具羞辱性，誰最能對抗執政者，誰就是最盡責的在野黨。在柯文哲的戰術指導下，民眾黨徹底落實過去民進黨的羞辱式問政作戰，遠比笨拙遲緩的國民黨更吸睛。以立法院來說，民眾黨的委員召開大量的記者會，把問政監督降格為製造標題，把製造大量套版式的質疑，當成有在監督的指標。我在立法院的經驗告訴我，那是一種虛假的問政監督，解決問題不是他們的目的，製造新聞曝光，營造監督形象才是。當然這並不是說，民眾黨沒有想要解決問題的政治人物，但他們難以抵擋這種流於表面的問政風格，也必須配合黨的意志，大量演出這種製造標題的拙劣戲碼。然而在「有在監督」的媒體形象背後，為了在最短的時間內聚集最多的鈔票與選票，柯文哲把「撿到籃子都是菜」進行到底，大剌剌的與地方派系尋求合作，吸納不見容於藍綠，或是騎驢找馬的政治頭人。2022九合一大選以來，民眾黨試圖結盟的地方勢力，包含以土方砂石起家的苗栗鍾東錦系統、台中海線顏清標家族、還有惡名昭彰的嘉義蕭家班等。當然，還有許多歪七扭八、前科累累的個體戶，通通成為柯文哲旗下的加盟店。所以，柯文哲有意識的繼承、運用了兩個民主內戰的遺續。一是繼承了民主內戰的敵我意識，徹底學習民進黨的鬥爭手法，煽動人民對抗人民；二是運用了藍綠統治集團散落在外的兵馬勢力，做起資源回收、借殼上市的勾當。當柯文哲選擇了阻力最小，也最適合拓展政治版圖的一條路，民主內戰的情緒邏輯、統治結構，當然非常輕易的襲奪了第三勢力的想像。打著第三勢力超越藍綠旗幟的柯文哲，搖身一變為非綠陣營的頭號人物。過去這幾年，時代力量有意識的在抗拒這些誘惑。時力沒有加入綠與非綠的戰爭，而是努力保有自己的主體性；時力的問政遠較民眾黨切事紮實，解決了不少艱難的課題，但是口味沒有那麼重、鎂光燈沒有那麼多；時力沒有忘記成為青年參政平台的使命，一直用遠高於民眾黨的篩選標準，挑選藍綠集團外的政治夥伴。這個過程吃力不討好，未必能滿足選民嗜血的眼球，也付出了不小的代價。只是我始終認為，第三勢力的想像是珍貴的，第三勢力的形成是值得追求的。為了壯大自身而交換靈魂，這種事情我做不到。然而問題不能停在這裡。我們必須要追問：為什麼真正的第三勢力路線，被虛假的第三勢力路線超車？為什麼台灣社會，還沒有第三勢力足以穩健發展的基礎？答案，還是要到政治制度、社會結構的變與不變中去尋找。三、第三勢力的政治與社會基礎過去許多人曾抱持一種非常樂觀的看法：解嚴後出生的新世代，將形成第三勢力穩固的社會基礎，解開藍綠惡鬥的死結。然而歷史告訴我們，318運動後，我們先是經歷了的柯文哲現象，接著是時代力量的崛起，然後就是韓國瑜旋風，以及現在的柯文哲。有一種看法認為，第三勢力的發展，已經讓位於民粹政治的發展。然而全球民粹主義比較能解釋韓國瑜的崛起，比較難以概括支持柯文哲的社會基礎，因為低薪的「非技術工人」與收入較高的「新中產階級」，是支持柯文哲的兩個重要版塊。那我們就要問，為什麼撐起柯文哲的「非技術工人」與「新中產階級」，沒有辦法制約、修正柯文哲，讓他走向超越藍綠、終結內戰的第三勢力路線？而是讓柯文哲走進了民主內戰。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台灣貧富差距不斷擴大，這個擴大，至少有三股值得留意的現象：一是非技術工人、低薪服務業越來越難分享到經濟成長的過程；二是台灣的ICT產業打造了一群相對富裕的新中產階級；三是資本、稅制的鬆綁，讓金權地產集團掠奪了社會更多的財富，取得越來越大的影響力。當金權地產集團從土地的主人變成國家的主人，深刻影響了台灣的內政走向，你很難相信政治是有用的。正是這種低落的政治效能感，團結了「非技術工人」與「新中產階級」。當政治是無用的，你怎能反對垃圾不分藍綠？當統治菁英難以回應人民的需要，你怎能不相信他們是充滿陰謀的集團？當行政立法程序難以取信於民，你怎能不相信「政治不難、找回良心而已」？柯文哲與韓國瑜沒有提出解答，他們僅僅是共感、詮釋了面對政治的無力，面對政治的失敗主義，就獲取了可觀的社會支持。為了同理、餵養這種無力感，政治立場凌駕了政策討論，政治攻防退化為取暖支持者的心靈撫慰。連挑戰金權地產集團的結構性改革，也都讓位給打倒權貴司法的抓壞人與爆料秀。選民只因為無力感獲得了同理，就認同了後面的那個人，不論他提出那個答案有多麼虛妄倒退。這就是台灣今日的寫照。可是，為什麼我們不解決這種無力感的根源？為什麼我們不挑戰豢養金權政治的私費選舉，挑戰有權無責的憲政體制？為什麼我們不改變畸形的國會選制，採用聯立制納入更多政黨比例代表，讓多元的聲音進入國會？正是這些政治制度，系統性的阻斷人民參與，穩定生產無力感，催生了民粹政客，打壓了民主政治，抑制了第三勢力，延續了民主內戰。四、第三勢力的使命這就是第三勢力的使命。我們必須改革系統性阻斷人民參與、穩定生產無力感的憲政制度，我們必須拒絕延續民主內戰的誘惑，拒絕餵養無力感的政治行動，拒絕用重述問題來代替提出解決方案。一句話，第三勢力必須建構自己的政治與社會基礎，除此之外別無他法。否則第三勢力一旦加入民主內戰，只會增添社會的怨懟，無助於政黨的和解、社會的覺醒和國家的進步，取消了自身的存在意義。第三勢力必須充滿覺察的檢視自己的行動，唯一的判斷標準，就是這樣做，有沒有擴大第三勢力得以穩定發展的社會與政治基礎，有沒有用超越民主內戰的方式，爭取更多的盟友和支持。具體而言，我認為第三勢力有三項不可迴避的使命。第一，我們必須用協商民主終結民主內戰，以尋求共識取代餵養仇恨。第二，我們必須用多黨民主替代兩黨民主，推動終結政黨惡鬥的修憲工程，讓多元的聲音取得政治代表，讓經濟資力不再成為參政的門檻。第三，我們必須用社會民主挑戰社會壟斷，舉起分配正義的旗幟，改革社會的資源汲取與再分配機制，打破金權地產集團的壟斷控制。這三項使命，就是時代力量創黨主張「國家正常化」的精神核心。時代力量雖然是小黨，但必須是理念清晰的好黨，我們要長大，但我們必須謹慎的長大。我們必須節制藍綠白三黨的內戰與內耗，我們必須提出關鍵的改革議程，在國會扮演關鍵少數，推動協商民主、多黨民主、社會民主這三項使命。台灣需要這樣的第三勢力，我也會拼盡全力，讓時代力量實現第三勢力的使命。過去做得不夠多、不夠好，但我相信只要反求諸己、不忘其志，台灣社會仍舊會需要時代力量。我是時代力量黨主席王婉諭，請大家時時鞭策，拭目以待。（轉載自王婉諭臉書）

近日，新竹市長高虹安因涉嫌詐領助理費一事，受到台北地檢署的起訴。根據指控，高虹安在任職立法委員期間，以虛報加班費的方式詐領了46萬30元，被控違反了《貪污治罪條例》等相關法規。這一起的案件引發了社會的廣泛關注與討論，也讓人們對於政治人物的道德品格與行為進一步反思。這起案件的發酵，讓我們不得不思考，政治家的行為應該如何被評價？我們應該期待他們展現出高尚的道德標準，還是應該接受他們在處理公共事務時可能的錯誤與不當行為？高虹安涉貪案的爆發，再次提醒我們，反貪污是一個永恆的議題，政治家應該時刻保持清廉，為民眾做出好的示範。從法律的角度來看，高虹安涉貪案所涉及的罪名相當嚴重，如果被判有罪，可能面臨長時間的監禁，甚至可能褫奪公權。這也意味著，她的政治生涯可能會因此中斷，無法再擔任公職。然而，法律只是一個方面，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問，這樣的案件對台灣的政治生態和社會信任造成了怎樣的影響？在這起案件中，除了法律的制裁，我們更需要關注的是政治家的道德操守。政治家應該時刻保持廉潔，對於公款應該慎之又慎，不應該因為小利而損害公眾的信任。高虹安案的爆發，無疑對台灣政治形象造成了一定的傷害，讓人們對政治家的期望更加迫切，希望他們能夠遠離貪污的誘惑，為民眾做出榜樣。然而，我們也應該看到，這起案件也反映出了台灣社會對政治家的高度期望與挑戰。政治家需要在繁重的工作中保持清廉，但同時也需要面對各種壓力和誘惑。我們應該思考，如何從制度和文化上為政治家提供更好的支持，讓他們能夠更好地履行職責，為社會做出貢獻。總之，高虹安涉貪案的發酵，讓我們不得不重新思考政治家的角色和責任。這起案件不僅是一個個人的問題，更是一個提醒，我們需要建立更健康的政治生態和更堅固的反貪污制度。首先，政治家應該時刻保持清廉，並以身作則，為社會做出正面示範。政治家的形象不僅關乎個人，更關乎整個政治體系的可信度。這需要政治家自己有高尚的品格，也需要社會給予他們足夠的支持和鼓勵。其次，反貪污制度應該更加健全和嚴格。我們不能僅僅依賴個別案例的曝光和檢察機關的起訴，更需要建立起一個有效的監督機制，確保公款不被濫用，政治家的行為受到嚴密監控。此外，司法程序應該公平公正，確保每一個被指控的人都能夠獲得公平的審判。同時，我們也應該從教育和文化層面入手，培養社會對於廉潔和道德的重視。從小學階段開始，就應該灌輸孩子們正確的價值觀，讓他們明白誠實、正直和公平對於一個社會的重要性。這樣的教育可以從學校課程開始，也可以通過家庭和社會的力量進行。最後，我們需要建立一個開放的社會文化，讓人們能夠自由地監督政治家的行為，並且能夠勇於揭露不當行為。這需要媒體的持續報導和監督，也需要公民的參與和舉報。只有當整個社會形成了對於貪污的共識，政治家才會感受到壓力，從而更加謹慎行事。總之，高虹安涉貪案的發生提醒我們，政治家的清廉和道德是政治生態健康的基石，我們需要共同努力，建立一個更加正直和公正的政治體系。同時，我們也應該正視制度和文化上的不足，進行改革和提升，讓我們的社會變得更加堅固和健康。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在未來避免類似案件的發生，讓政治成為為民服務的光榮事業。對於高虹安涉貪案的判刑機率以及其涉及罪行的嚴重性，根據高虹安的行為涉及多項罪行，包括偽造文書和利用職務詐取財物等。這些行為不僅是技術性的違法，更涉及到道德和職業倫理的重大問題。首先，助理未真實加班卻申領加班費，並將加班費拿來交際或私人使用，顯示了高虹安在運用公款方面的不誠實和不擔當。這種行為不僅是對於納稅人的不負責任，更是對於助理的壓榨和濫用。這種不正當的行為嚴重損害了政治家的形象，也破壞了公眾對於政治體系的信任。其次，根據《貪污治罪條例》規定，利用職務詐取財物罪可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這顯示出相關法律對於政治家的職務濫用和貪污行為是極為嚴厲的制裁。而且，高虹安的涉案金額不小，超過46萬，這也加大了其被判刑的可能性。最重要的是，這起案件的處理不僅關乎個人的刑責，更關係到政治生態的健康。政治家應該是為民服務的典範，而不是以公權私用、濫用職務為自己謀取私利。這起案件提醒我們，反貪污不僅僅是司法機關的責任，更是整個社會的共同使命。我們需要建立更健全的法律制度，也需要培養更健康的政治文化，讓政治家在面臨誘惑時能夠堅守原則，不背離人民的利益。總之，高虹安案的判決結果將不僅影響她個人的前途，也將對整個政治體系產生深遠的影響。我們應該關注這個案件的審判過程，並從中吸取教訓，不斷提升我們的政治生態，確保政治家始終堅守職業操守，為人民的利益而努力。

■ 理應 實施雙語教育有助於提升學生的英語程度，並使他們更有競爭力和應對國際環境的能力，但全教總等團體認為，雙語政策是「庸才政策」，培養出來的是英文和專業都不夠好的人……非英語系國家的孩童雙語情況可以因國家和地區而有所不同，以下是一般情況的比較：歐洲國家：歐洲許多國家普遍實施雙語或多語教育，孩童從小學習本國語言以外的第二語言，通常是英語、法語、德語或西班牙語等。這些國家的孩童常具備良好的語言能力，能夠流利地使用至少兩種語言。北歐國家：北歐國家如瑞典、挪威、芬蘭等國家，通常有著良好的英語教育體系。他們在學校中從小學習英語，而且許多人英語能力相當出色。東亞國家：在東亞地區，如中國、日本、南韓，英語作為第二語言的學習也很普遍。許多學校在小學階段就開始教授英語課程，並在高中階段有更加深入的英語教育。然而，由於英語不是這些國家的母語，學習效果可能因各種因素而有所不同。東南亞國家：東南亞國家如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多元語言環境普遍存在，孩童通常學習多種語言，包括英語。這些國家的教育體系注重英語教育，許多孩童能夠流利地使用英語作為溝通語言。總體而言，非英語系國家中許多國家在孩童的雙語教育方面做出了努力。這些國家通常提供英語教育的機會，並將其視為重要的語言能力。然而，每個國家的教育體系和學習環境有所不同，孩童的雙語能力也會因個人學習態度和背景等因素而有所差異。雙語政策是一個教育政策，旨在培養學生的多元語言能力，特別是英語能力，以因應全球化的趨勢和國際交流的需求。這樣的政策可以為學生提供更多的機會和資源，使他們能夠在不同的語言環境中學習和成長。然而，教育政策的實施和效果通常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包括教師培訓、課程內容、學校資源等。這些因素在政策的實施過程中可能存在挑戰，例如師資素質不足或課程規劃不當。因此，評估一項政策的效果需要考慮到各種因素和相關研究的結果。若是有人認為雙語政策對孩子的英語能力產生負面影響，這可能反映出某些地區或學校在實施政策時遇到的困難或挑戰。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可以評估和調整相關政策的具體措施，以確保教育目標的實現和學生的綜合發展。總體而言，教育政策的評估應該基於充分的研究和數據分析，並兼顧各方的意見和利益。這樣才能找到平衡的方式，確保孩子能夠獲得良好的教育，包括語言能力的培養。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反對雙語政策的原因可能包括以下幾點：資源分配：全教總可能認為，政府在實施雙語政策時，過度注重英語教育，導致其他學科和專業的資源被忽視或減少。這可能對學生的綜合能力發展產生負面影響。師資素質：全教總可能認為，在推行雙語政策的學校中，師資素質不足，英語教師的專業能力可能不夠好，或者其他科目的專業老師英語能力不足。這可能導致學生無法獲得高品質的教學。學生學習負擔：全教總可能關注學生的學習負擔，認為過度推行雙語政策會增加學生的學習壓力和負擔。學生可能需要花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學習英語，導致其他學科的學習時間減少或學習品質下降。教育品質問題：全教總可能對一些雙語學校的教育品質表示擔憂。他們認為，一些學校為了迎合雙語政策，可能在教學內容和方法上存在問題，無法提供有效的教學和學習環境。總的來說，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反對雙語政策可能是出於對教育資源、師資素質、學生負擔和教育品質等方面的考慮。他們希望政府能更全面地考慮這些問題，確保學生的綜合發展和教育品質。要正確發展台灣的雙語教育，可以考慮以下方向和策略：定下明確目標：確定雙語教育的目標和期望成果，例如提升學生的英語能力、培養跨文化交流能力等。這樣可以使政策制定者、教育機構和教師在教學和評估中有明確的方向和目標。增加師資培訓：提供優質的師資培訓，確保教師具備良好的英語能力和專業知識。這包括提供持續的專業發展機會，培養教師的語言教學技能、教學方法和跨文化教育意識。平衡課程規劃：制定平衡的課程規劃，結合英語和其他學科的教學內容，使學生能夠在學習英語的同時，繼續學習其他學科的知識和技能。這樣可以避免過度偏重英語教學而忽略其他學科的情況發生。提供適切的教材和資源：確保學校有適切的教材和教學資源，能夠支持雙語教育的實施。這包括英語教科書、多媒體教材、線上學習資源等，使學生能夠在多種學習情境中進行英語學習。強調語言應用和溝通能力：雙語教育應著重培養學生的語言應用能力和溝通能力，而非僅僅強調文法和單詞的學習。提供豐富的口語練習機會、演講比賽、跨文化交流活動等，使學生能夠運用英語進行真實的溝通和交流。家長參與和支持：鼓勵家長參與學校的雙語教育，提供支持和配合。建立家校合作機制，促進家長對孩子學習的參與和投入。透過以上的措施，家校合作機制可以更加緊密地連結學校和家庭，共同促進孩子在雙語教育中的學習成果。這樣的合作可以提供一個共同的學習環境和支持系統，有助於孩子在學校和家庭之間無縫地過渡，形成學習的一體化。透過家校合作，家長可以更深入了解孩子在學校的學習情況、學習需求和興趣。他們可以與教師密切合作，共同制定學習目標、制定個別化的學習計劃，並提供學習支持和指導。家長的參與和支持可以讓孩子感受到他們在學習中的重要性和支持，從而增加學習動機和自信心。同時，學校也可以從家長那裡獲得寶貴的反饋和意見，了解家庭環境和文化對孩子學習的影響。這些信息可以幫助學校更好地調整課程和教學策略，使之更貼近孩子的實際需求。此外，家校合作也提供了學習資源和機會的共享。學校可以與家長共同探索和開發學習資源，例如建立家庭圖書館、共享學習網站、組織學習活動等。這樣的合作可以豐富孩子在家中的學習體驗，擴大學習的範圍和深度。總而言之，建立家校合作機制是推動雙語教育成功發展的關鍵因素之一。透過有效的溝通、合作和資源共享，學校和家庭可以攜手合作，營造一個支持孩子學習的環境，促進他們在雙語教育中的全面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