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茶的原料來自東南亞,還能算代表臺灣的茶嗎?茶的跨界與劃界(上)
■ 科技大觀園 寒波 茶在臺灣與許多國家是習以為常的飲料,不但日常生活隨處可見,也有規模龐大的國際貿易,涉及複雜的生產、運輸、消費網絡。茶葉相關產業的發展,不但改變地貌,也影響人際與社會,甚至是國家、民族之間的關係。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副教授洪伯邑藉由探索東南亞的茶與臺灣之間的千絲萬縷,追尋超乎地圖界線之外的各種互動。 洪伯邑在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就讀人文地理學博士時,到中國西南部尋訪研究題材,意外得知雲南聞名的普洱茶,其實和臺灣關係密切,便朝此一領域鑽研。回臺灣任教後,仍然延續「茶」這個主題,陸續探討泰國、越南茶產業與臺灣的關係。梨山到金三角 化軍人為農夫金三角地區位於泰國北部邊境一帶,與緬甸、寮國交界,曾經是鴉片毒品的生產基地;如今不再有罌粟種植,地景轉變為果園、茶園、農田,呈現健康清新的風貌。關鍵在於 1968 年開始的「泰王山地計畫」,泰國官方引進外來的農作物與技術,協助當地居民栽種高經濟價值的作物,不再依賴罌粟,而臺灣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罌粟花/Pixabay) 泰國官方之所以信任臺灣,是因為臺灣已經有類似狀況下的成功經驗。中華民國政府來臺以後,有計畫地深入山林獲取資源,又為了安置退伍軍人,嘗試在高海拔地區開發農業——化軍人為農夫,建立梨山的福壽山農場等據點。臺灣地處熱帶與副熱帶,卻能順利在高海拔地區種植多種溫帶蔬果作物。山地開發雖導致環境破壞等後遺症,卻也改善了當地居民的生計。如蘋果的成功種植,讓 1970 年代梨山的環山部落,一度比臺中市區更加富裕。前任泰王蒲美蓬的堂兄畢沙迪親王,是當時負責泰王山地計畫的代表,他觀察到泰國北部的氣候條件與臺灣山地類似,決定與臺灣展開農業合作,即使雙方 1975 年斷交後仍持續執行。事後也成為前泰王蒲美蓬的一大政績。臺灣與泰國牽上線以後,也間接幫助到泰國北部的中華民國遺民,身處「異域」的泰北孤軍。 (前任泰王蒲美蓬的堂兄畢沙迪親王/Wikipedia) 從異域到茶鄉國共戰爭結束後,中國西南部仍存在國民黨的軍隊,不少人不願意前往臺灣,最後輾轉抵達泰國北部落腳,被稱作泰北孤軍。此後相當一段歲月,泰國政府無力掌握其北部疆域,任由共產黨游擊隊、毒販流竄;而孤軍在缺乏中華民國支援下,必需自力更生,涉入毒品等貿易,在夾縫中求生存。1981 年的考科考牙戰役,孤軍協助泰國政府肅清共產黨游擊隊,之後取得泰國公民身份,名義上正式解編。此刻泰國政府表面上排除了國境內干擾統治的不安定因素,實際上還需要新的經濟因子,才能確切統治難以掌握的北部領土。前述的泰王山地計畫,便能達到編戶齊民的作用。茶、咖啡、蘋果、梅、桃等作物,擺在不同時空環境下,能帶來不一樣的影響。泰國北部原本各方勢力盤根錯節,難以統治,引進新的農作物與技術、丈量土地、建立新的人際與產業網絡並和外界市場接軌後,地貌改變了,許多本來曖昧不明的關係隨之清楚,國家機器得以深入原本難以企及的層面,充分利用自然與人力資源。 (泰北孤軍滯留的「美斯樂」村落/Wikipedia) 洪伯邑的研究指出,農作物與技術的移植,同時具有經濟與政治的效果。此一模式先由中華民國在臺灣的高山地區實施,類似的過程也發生於泰國北部。中華民國對泰國的協助,也維繫了雙方斷交後的外交關係。戰爭與毒品的時代過去後,孤軍後裔仍需要營生。隨著泰北孤軍的情況為臺灣國內知悉,中華救助總會(改名數次,簡稱「救總」)也投入支援,又在 1990 年代將臺灣培育的茶種引進泰北。儘管茶與其他農作物皆來自臺灣,臺灣農技專家也兩邊支援,茶一開始卻限於華人種植,沒有交給泰國原住民。農作物與技術的轉移,使泰北華人由軍人轉型為農夫,還有些成為資本家。臺灣人眼中的泰北異域,接受源自臺灣的農技資源後,發展為新的茶鄉,呈現他鄉變故鄉的轉換。不過邊界不是靜態的,現在呈現的領域,是過去累積的結果。隨著大環境變化及位置、規模都更優越的越南茶競爭,與臺灣淵源很深的泰國茶業,逐漸退出臺灣市場,轉以泰國國內和歐美、中國市場為主。 (中華救助總會/Wikipedia) 在越南種植臺灣茶樹洪伯邑在泰國之後,將目光轉向茶產業與臺灣淵源極深的另一個國家:越南。越南茶與臺灣的關係比泰國更加緊密,不只因為臺灣當初出口茶樹、技術與資本,投資越南建立茶的產業;也由於如今有大量茶葉,由越南進口到臺灣。越南曾經是採行計畫經濟的共產國家,1980 年代後期才「革新」開放,引進外國資本與技術。1980 年代中期有臺灣茶商率先進入越南,接著前總統李登輝任內支持南進政策,臺灣大舉向越南出口資本、技術、樹種等資源,使越南南部的林同省,發展為規模龐大的茶葉產地。 臺灣茶在移植越南初期,水土不服之外,也面臨嚴重的蟲害威脅,一直到 1994 年引進金萱才成功克服蟲害。有了能保證產量的金萱作基礎,使茶廠經營更有彈性,可以搭配生產青心烏龍、翠玉、四季春等不同茶種,靈活面對市場。越南茶大量出口到不同國家,需要避免農藥殘留。為了應付多變的農藥標準,越南茶商發展出一大一小兩套模式:大型茶廠由數百人運作,幾乎全年無休,因為家大業大,有資源聘請專任的文書人員管理農藥,確保不論各國標準如何改變,都有能力調整跟上。至於相對小型的茶廠,本身資源短缺,自家茶園外也與當地茶農簽約契作(通常仍有一百甲左右,規模超過臺灣同業)。他們為了確保品質,發展出另一種管理農藥的方案,就是和農藥經銷商合作,讓專業的農藥業者直接參與管理。 (台茶 12 號/Wikipedia) 儘管原產地有自我要求,進口時也經過檢驗,臺灣人看待越南茶,心中仍常存對農藥殘留的疑慮,還普遍認為越南茶的品質不如本土茶。並非說越南來的茶就百分之百沒有農藥殘留問題,但就洪伯邑看來,這超越食品安全的層次,牽涉到心理上的認同與焦慮,甚至還有國族建構的因素,是探討邊界、移動、何謂本土的絕佳材料。(文章未完,資料來源:故事StoryStud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