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刊特別報導 四大公投落幕，全數闖關失敗，外界視為國民黨重大挫敗。許多藍營人士紛紛要求「抓戰犯」，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則站出來呼籲黨內「不要找戰犯」。四項公投後「深藍」一定很氣，但「非深藍的」可能覺得還好，這就是差別所在。作家蔡詩萍認為，民進黨還是玩了「抗中保台」的老戲碼，「為何民進黨這些年操作『抗中保台』都奏效？！問這問題的，也許該回頭想一下，為何藍營總是讓民進黨的「抗中保台」能稱心如意呢？！」綠軍操作「抗中保台」，藍營氣它操作有效，於是越想越氣，越氣就越要對幹，結果就是戰鬥藍的崛起，就是深藍的氣焰在國民黨內高漲，然而對幹的結果就是輸、還是輸，輸了就往「抗中保台」的離心力方向走，越走越遠，當然就越輸越多！朱立倫把「深藍」與「國民黨」連在一起，是因為「深藍綁架了國民黨」，但並未綁架藍營。在四項公投裡，深藍就是那種「支持以公投教訓民進黨」的人，然而藍營裡很多人不以為然，原本認為國民黨大可不必四項全包，只要守住反萊豬、公投綁大選，這兩項即可。連反萊豬恐怕都有不少藍營選民，是可以接受「這是美台關係的宿命」，但國民黨中央卻與「戰鬥藍」聯手，將四項全包，政策轉彎了，「轉得莫名其妙，轉得充滿政治懸疑效果，最終不但暴露內部的分歧，還讓四項公投全輸！」四項公投看似各個分散，但民進黨把四項公投置於「親美反中」、「抗中保台」的氛圍裡，這招之所以有效，又跟這些年來國民黨內「深藍」主導的兩岸政策思維有關。國民黨內「始終迷戀」著一股「九二共識」的執著，卻忘了本次公投是以公共政策為主，天下沒有不變的公共政策，時空環境會改變每一項政策的外在條件與內在意涵，重點不是抱殘守缺，而是與時俱進，同時也扭曲了「九二共識」真正的意義。這幾年「深藍」的「憎恨民進黨」已經到了扭曲判斷的高點，這當然是台灣社會穩定的危機，卻更是國民黨的大危機，是藍營要重整旗鼓必要的難關。他也直言，公投讓「深藍」喊出「教訓民進黨」最後卻全數遭否決，而當天許多人更關心王力宏的新聞，這是不是更加提醒「深藍」不要那麼在意民進黨，要多在意台灣社會的趨向，否則「深藍」深到最深處，亦將淪為歷史的泡沫了！現在國民黨反而對黨內不同調的諸侯下達誅殺令，似乎把所有敗選的責任撇得一乾二淨。也許朱立倫心中另有盤算，提前清除2024的障礙。

國民黨四大公投全盤皆輸，國民黨公投小組執行長、立委林為洲今（20）日坦言，國民黨犯了最致命的策略錯誤，推兩個公投案卻喊四個都同意，讓新北市長侯友宜、宜蘭縣長林姿妙與黨中央矛盾。三接遷建、重啟核四、反萊豬公投、公投綁大選均未過關，林為洲18日當晚請辭國民黨副秘書長。對此，林為洲20受訪時表示，國民黨犯了嚴重的策略錯誤，造成只有藍綠對決的基本盤出來投票，總投票率41%。林為洲說，國民黨把「贏的局博到輸」總要有人負責，因此，他身為國民黨副秘書長、公投小組執行長，第一時間就辭去職務。至於深藍族群逼侯友宜退黨，林為洲表示，所謂「找戰犯」沒有切中要點，要點是策略錯誤，國民黨只推出兩個公投案「反萊豬」、「公投綁大選」，後來定調成「四個都同意」，全面對抗民進黨的「四個不同意」，才造成侯友宜、林姿妙等縣市長跟中央黨部之間的矛盾。林為洲強調，如果一開始就堅定集中火力在自己提出的兩個公投案，就沒有後面的矛盾，最後果真如民進黨計畫，變成藍綠大車拚的基本盤對決，在全國綠大於藍的情況下，大敗就是意料中的事了。至於策略擬定過程，林為洲說明，當時策略的改變在公投小組裡面有經過討論，當時他堅持要集中火力、推動最能讓民眾有感的「反萊豬」公投，但小組開會是合議制，意見沒有被採納。前國民黨立委蔡正元19日坦言，對這個結果不意外，早在1個月前他就曾經說四大公投案藍軍會全輸，加上中國大陸給錢、美國給力，所以「民進黨從此歲月靜好」。蔡正元表示這次的公投案是「團結的民進黨擊敗分裂的國民黨」，認為民進黨把公投視為政權保衛戰，但國民黨卻把公投案當作我思故我在。兩黨的戰略高度也不同，一黨全力捍衛政權，但另一黨則是面和心不和。現在民進黨有美國撐腰，且蓋核四的錢美國已經賺走了，廢核四可以改買美國高價天然氣，讓美國多賺一手，「破壞台灣藻礁又算什麼？」另外，民進黨更有錢花，可以擺平豬農和環保團體，錢來自股市稅收，而股市稅收來自中國大陸的訂單。「這樣一來，中國大陸給錢、美國給力，要碾壓我思我不在的國民黨自然是輕而易舉的事」，最終藍營只能乖乖的說「願意承擔」，然後民進黨從此歲月靜好。

■ 台師大東亞系教授 范世平 1.「美麗島電子報」對民進黨並不友善，公布的11月民調顯示，蔡英文的信任度上升1.4％，為54.7％；執政滿意度上升1.8%，為55.5％。蔡在20到29歲的支持度高達69.5%，30到39歲有52.7%、40到49歲為52.2%。2.這些20到29歲的年輕人到了中年，難道會「轉向」支持國民黨？機會不高。因此在可預見的未來50年，民進黨掌握的是主流民意，國民黨因為沒有年輕人支持加上老齡化的逐漸凋零，政治版圖正迅速縮小。3.台中第二選區立委補選早知道就是「總統級」與「全國性」，因為全台現在只有一場選舉。既然全國矚目，民進黨推了具有醫學博士學位的中山醫學大學女醫生林靜儀，形象清新；國民黨為什麼不能推出也在台中的中國醫學大學女醫生參選？如果她有博士學位更棒。4.我想這不難，但國民黨卻提了個家族與黑道有關、長期壟斷鎮瀾宮而資產不透明、長期掌握瀝青產業而獲利豐厚、與妻子「二離三結」讓人質疑在進行家族資產轉移、擁有龐大土地、房地產與招待所而一生從未奮鬥過的顏寬恆。年輕人會喜歡這種「富二代」嗎？5.朱立倫推動的「同舟計畫」，把違反黨紀而遭退黨的人全部「特赦」，那「黨紀會」乾脆廢除算了，黨紀猶如一張廢紙，這符合公平正義嗎？年輕人欣賞嗎？6.把一個因炒股案剛出獄而長期壟斷花蓮政商界的傅崐萁請回黨，年輕人喜愛這種「花蓮王」嗎？7.朱立倫以為穿著T恤與窄版西裝就能獲得年輕人支持，那真的太天真了；更遑論國民黨的兩岸政策總是說不清楚，對中國的蠻橫不敢批評，都是年輕人討厭國民黨的原因。（轉載自范世平臉書）

■ 本刊特別報導 新潮流系（簡稱新系）是一個政治派別，屬於民主進步黨的一個派系，主要是以1984年創刊的黨外運動雜誌《新潮流雜誌》（The Movement）的編採與撰稿人員為班底組成，即新潮流「十八飛鷹」，該系以「信仰堅定、紀律嚴明」聞名，具強烈的列寧式政黨及使命型政黨之特色。新潮流系主要創立者為曾任總統府秘書長、民進黨秘書長、國安會秘書長、行政院秘書長的邱義仁；曾任國民大會代表、立法委員、海基會董事長的洪奇昌；曾任證交所董事長、民進黨秘書長的吳乃仁；曾任立法委員的林濁水。為新潮流系四大元老。林世煜接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陳儀深訪問時提到：「邱義仁找來一批同質性高的同志，建立了列寧式核心菁英型的組織，採集中民主制，至今依然是民進黨內部行動最『整齊』的次團體。新潮流嚴格來說不像派系，因為派系是沒有成文規矩、進出隨意、沒有成員資格限制的俱樂部；但新潮流是黨中之黨，要進新潮流跟信教一樣，必須有長老引介、通過教義問答接受洗禮的。」而李文忠認為，新潮流系是一個講究「民主集中制」的團體，任何成員都可以就公共政策、政治議題向領導人提出質疑；鍾佳濱也指出，新潮流系的決策機制是「社會主義色彩濃厚的參與式民主」，內部開會時有拍桌辯論場景。新潮流系早期主張「社會民主路線」，並試圖與勞動階層、社會運動團體結合，影響政策的制定與施行；後主張「群眾路線」，防堵具有公職人員身分的政治人物在黨外運動和民進黨的領導和影響力（新潮流系成員早期因多從黨外雜誌編輯與社會運動途徑參與政治，未參加選舉成為候選人，故多無公職人員身分）；並以台灣「島內的台灣獨立運動者」（和島外的台獨運動區別）的面目出現，推動民進黨增訂台獨黨綱，開始參與台灣政黨政治。黑名單解禁後，從島外回台灣發展的台獨聯盟在台灣的發展者如張燦鍙，也和新潮流保持合作關係。民進黨在2006年決議「解散派系」後，新潮流名義上已經解散，但實際上在2008年轉型為台灣新社會智庫，以另一種型態存續。新潮流系、蘇系、綠色友誼連線等三個派系關係特別密切，合稱為「新蘇連」。新潮流成員包括：邱義仁、吳乃仁、吳乃德、洪奇昌、林濁水、陳菊、賴清德、邱太三、鄭文燦、劉世芳、蔡其昌、陳金德、段宜康、李文忠、徐佳青、魏明谷、洪智坤、吳思瑤、鍾佳濱、張廖萬堅、許淑華、梁文傑、劉守成、賴勁麟、田秋堇、魏廷昱、陳鴻誠、楊碧川、尤宏、謝穎青、陳武進、劉峰松、李昆澤、林宜瑾、林錫耀、郭國文、李昆澤、廖永來……等。「新潮流系」已成台灣政治清明的唯一障礙，只要以上諸新潮流成員，繼續當選，馳騁台灣政壇，台灣人將永遠捶心肝，沒有未來。

■ 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教授 戴興盛 在台灣的環境運動中，應用預防原則來捍衛環境價值是很常用的做法，大家對此置之不疑，保護藻礁運動也不例外。使用預防原則通常會如下論述:由於目前還缺乏足夠的科學研究、資訊與證據，在因果關係不明確、開發案無法確定其傷害之前，不應該允許對環境的開發或侵擾作為。預防原則在環境主義面對經濟開發這個大敵之時，的確是重要的論述基礎，經常能有助於捍衛所欲保護的標的生態系。但在全球化及全球氣候變遷的問題框架下，預防原則是否還能有效捍衛環境，就不是如直觀上如此的理所當然。深思熟慮的環境研究者及運動者應該要思考這個問題，以下我先引用英國著名社會學家安東尼紀登斯在《氣候變遷政治學》書中(中譯本頁90-95)的論述來說明。紀登斯分析，預防原則只著重於風險的其中一面，也就是傷害的可能性，但這樣謹慎的態度，幾乎總是會產生另外一些風險，典型如，不能(或遲疑)做出勇敢的決定來有效因應氣候變遷。如果人們使用嚴格的預防原則(以下稱「強預防原則」)，將會癱瘓所有行動。為了讓紀登斯的論述易懂，我接下來以大家關切的藻礁保護案例，說明當人們使用強預防原則時，會發生何種結果。首先，第三天然氣接收站當然不能接受，因為雖說已經有一些關於藻礁生態系及相關海洋生態系的科學研究，但還是不足的。同時，邏輯前後一致的預防原則支持者，也會發現任何替代方案都是不可接受的，例如，無論是台北港方案的海管或陸管，也都缺乏足夠的生態衝擊或社會風險的研究與資訊。接下來，部分人會主張，應該就完全不要三接，甚至都不要用(或少用)天然氣，這時候，社會必須考慮，那該用何種替代能源?煤當然不能考慮；核能風險太大，也不應考慮；太陽能呢？對陸地生態系的衝擊還未知；離岸風電呢？對海洋生態與鳥類生態的衝擊也未知。根據強預防原則，以上選項都應排除。部分人強調真正該考慮的一個選項，就是大幅降低整體能源需求。但證諸能源轉型先驅國的經驗，需求面管理固然重要也該優先推動，但還沒有國家有辦法在短期內、甚至在二十年內能將能源需求降到今天的七成、六成或五成(姑且先不論急遽降低國民所得與能源需求的社會衝擊與風險)，就算可以砍半，另外的50%能源該從何而來？若沒有可以接受的替代能源，那麼就算是能源需求降低，還是要燒巨量的煤及油。思考至此，大家應可以預見，若依循強預防原則，上述替代能源選項皆是不可接受的。若社會各界對各類替代能源的風險皆抱持非常謹慎態度，實際的政治社會結果就是，所有轉型選項都會因風險考慮被封鎖，社會將維持現狀，到2050年時，大家將赫然發現，台灣的能源結構依舊是以目前的煤與油為主，也就是原地踏步。但現狀就是美好的嗎？大家都知道不是。而現狀下的環境成本由誰承擔呢？受害最重的，就是電廠與化石業周邊地區的人們與環境。還有，在台灣與全球尺度上，最可憐者主要是那些會因為氣候危機而受嚴重傷害的生態系與人們。我們如果可以理解應用強預防原則所產生的自我矛盾結果(為了捍衛環境，結果輸了環境，當然，原來想保護的標的可能的確保住了，但卻失去其他生態系統或更大尺度生態系統的環境價值)，那麼合理的做法，應該就是考慮降低預防原則的運用強度，也就是說，對於任何一個可能會改變現狀的方案所可能產生的風險，固然須謹慎面對，但態度上應該要溫和很多，要能衡平的考量，在資訊不足與科學不確定性下，現狀、與改變現狀的不同方案之間的可能風險與可能好處。當我們真的這樣做時，而且程度上達到足以真正處理氣候危機時(例如大規模推動再生能源到足以完全替代化石能源)，人類社會所需要的態度調整，其實已經離開嚴格的預防原則很遠。或說，從運用預防原則的另一個角度來解釋，就是為了預防氣變遷對地球現狀所帶來的不確定傷害，所以需要採取緊急行動，所以預防原則也可以證成，在必要時可以在不同子生態系統間權衡得失，決定哪個生態系統可以部份被利用作為處理氣候議題的途徑，即使科學上還存在不確定性。當思考到這裡時，環境運動者應該要意識到，我們過往所堅持的預防原則，其實這個原則會導引出很不同的行動選項(而不是只有維持現狀的一個選項)，這些選項可能會彼此矛盾，這主要發生在不同大小尺度的考量，還有，我們為了保住某個生態系統，卻沒意識到要付出何種代價(犧牲哪一個生態系統或社會系統)的問題。以上的深思，使得紀登斯主張，預防原則無法提供適切的政策行動指引，因為它們在概念上從一開始就自相矛盾。那麼，我們該怎麼辦？紀登斯認為，我們必須採用預防原則以外的做法，也就是「比例原則」，這代表著，當決定要採行哪個方案時，必須以承受的成本與相對獲得的好處，來評估風險與機會，而這在不確定性下，代表了就任何一個選擇而言，不可避免都帶有猜測的成分，而且此成分或許還很大。思考至此，我們可以很明確地說，這是在科學不確定性下(包含對自然系統與對社會系統)，人類決策的本質。如果，我們意識到採用強預防原則會自我矛盾，因此我們在反思後轉而採用較為溫和的預防原則，甚至採用紀登斯建議的比例原則，這樣的轉變其實是有助於社會能衡平的兼顧各種環境價值以及社會價值(當然也需做出妥協)，那麼，當人們因為比例原則或溫和的預防原則而做出不同的判斷時，他們在本質上絕非是背離環境價值。他們只是意識到，強預防原則曾經是環境運動深信的指導原則，但在氣候危機下(甚至早在這議題之前)，這原則已經出現本質上的問題，甚至當人們堅持要以此原則去面對問題時，反而會阻礙人類去解決環境危機，或者是，它會造成另外一個(或多個)系統的危機，只是那些危機離我們很遙遠，所以我們看不到，也不想看到。我也要特別強調，這不會僅發生在藻礁案例身上而已，事實上在任何一個牽涉到好幾種不同環境價值(或更廣義，也涉及到不同社會價值時)個案中運用強預防原則，都會產生類似的自我矛盾結果。對我而言，這次公投結果無論如何，若大家願意一起深思在新的脈絡下(氣候危機)資訊不全與科學不確定性下的公共決策本質，從知識基礎上進而思考環境運動所需要的典範轉型，這將會是公投的一大貢獻。反之，若沒有善用思考契機，而僅用道德標籤去區分環團或個人的類型(所謂的好環團vs壞環團；真環團vs假環團；堅持價值環團vs背離價值環團；環境鬥士vs門神等等)，這將是公投的一大悲劇。（本文轉載自戴興盛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