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調的「保釣50」——台灣釣運的綠化與異化(五)
■轉載自《遠望》2021年3-4月號 | 總390-391期社論 質疑一切的「新保釣」要保什麼?「保釣50」第三場次的主題是「鼓浪前進:保釣運動的臺灣進行式」,其中錢永祥的演講否定、質疑愛國主義,呂欽文的演講則主張擱置統獨爭議、兩岸聯手保釣。這兩位釣教協常務理事的高見,與兩位張教授的看法針鋒相對,卻同時出現在「保釣50」的紀念研討會,這或許就是釣教協堅信(但我們期期以為不可)的多元並存、兼容並蓄原則。錢永祥〈愛國主義:保釣運動五十年後的省思〉一文等於是對釣運的質疑與否定。這位釣教協常務理事的理念是否、如何影響釣教協,頗值觀察。下面我們先摘錄他的重要觀點,再逐一提出商榷。錢說:「釣運的主要內容是一種情緒,也就是愛國主義。」釣運或愛國主義的初始出發點當然帶有情緒,也就是對美日的不義、欺壓感到悲憤,但保釣人士隨後長達50年付出的心力、行動豈僅是情緒?又,情緒若是「義憤」,則有正面積極意義,帶動人們為所當為;反之,理性若是自私為己,必帶來負面邪惡後果──美日有關琉球、釣島的勾搭就是包藏禍心的理性算計。釣運是被美日的理性、不義算計逼出的愛國情緒,進而理性思考如何幫助中國復興、不再被欺凌。情緒何辜?愛國何錯?錢說:「愛國強調『我的國家』,只因為它是『我的』國家,便足以讓我產生愛國心。這樣不理性又偏袒自己國家,乃是愛國主義令人不安的一種特性。」這段批評很適合描述西方興起之後以鄰為壑的歷史,但是身為被侵略、被宰割近兩百年的中國人而言,其病不在愛國,而是不夠愛國。中國原是一盤散沙,是不會讓人不安的文明型國家(civilization state),1840年之後被西方逼迫轉化為現代主權國家(sovereign state)。凝聚國家民族意識免於再被欺負,是中國愛國主義的內涵,它遠離錢先生不安的特性甚遠。釣島至今仍被日本控制、臺灣至今仍甘於當美日制中的棋子,都表明中國仍被欺負而沒有欺負別人。錢先生對愛國主義的不安如果是針對美日,不是中國,那就更恰當了。錢說:「國族或民族往往是『建構』的產物,尤其是由某個掌握權力的局部群體來建構。這樣建構出來的國族想像,通常躲不開沙文主義,不是對境內的弱勢族群忽視、歧視與壓迫,就是對境外的其他國族猜忌甚至於抱有敵意。」這段話對西方列強的通病有深刻描繪,但錢先生批評、擔心的,顯然不是西方,而是中國。這豈非「只見中國眼睛的刺,不見列強眼中樑木」?並且,難道錢先生看不到反中的港獨、臺獨才是違反歷史、悖於道德的人工「建構」物?而島內殘存的統派(中國人)正是民進黨當局「忽視、歧視與壓迫」的對象?錢說:「愛國者對國家的承諾,就是心裡懷抱著對於國家的美好想像,……,擔心國家無法達到理想。國家的『美好』並沒有清晰、固定的定義,各種立場會爭論不休,但是愛國者會自行設定一些美好的標準,……,希望它朝向美好的目標前進。」錢先生擔心愛國者自行設定國家的「美好」並不美好,在討論保釣的脈絡上,不知他指責的是日本愛國者滅了琉球、占了釣島?還是美國愛國者師心自用把琉球、釣島交給日本?或是中國愛國者力圖保住釣魚臺?若是前二者,我們大表贊同;若是後者,請問索回被侵占的固有領土、破解美日的狼子野心,何錯之有?錢說:「愛國者必定有一種『主人意識』,……愛國絕對不是被動地向國家依附、歸順;『順民』沒有承擔,所以不可能愛國。……主人意識很容易激發民主制度,因為民主顯然給主人身分提供了制度上的定位。民主制度不用拋頭顱灑熱血,給愛國者提供了承擔國家命運的正常途徑。」錢先生似乎擔心保釣人士是缺乏「主人意識」的順民,保釣運動因此是被國家引導、操控的。根據邏輯,保釣人士的舉止如果符合國家期待,可能是後者引導、操控前者,但也可能是「公道自在人心」,官民同仇敵愾,錢先生如何判別這兩種情形?如果無法判別,「主人意識」之說意義何在?我們總不能因為14億人保釣、促統的想法跟習近平一樣,就說他們缺乏「主人意識」,被國家引導、操控吧?直到「民主」二字出現,我們終於更清楚錢先生的意思。在他看來,愛國是否不理性?是否淪為沙文主義?是否被國家操控?所愛之國是否美好?都得靠民主制度的檢驗。缺少民主制度的社會,愛國者承擔國家命運的途徑可能被錢先生視為「非正常」。但矛盾的是,把琉球和釣島交給日本、毀國毀人無數的美國政府,就是依循民主制度組成的,美國愛國者完全擁有改變國家惡魔本質的「正常」途徑,但他們卻坐視美國犯錯作惡。反之,可能被錢先生質疑缺少民主制度的中國,讓錢先生擔心缺少「主人意識」的中國百姓,兩百年來卻沒折騰過別的國家。(錢文並未直指中國不民主、中國人缺少「主人意識」,我們只好依據他的文意推敲。)錢說:「愛國之情固然關切、憐惜國家的當下處境,但其主調並不是頌揚現狀,不是服從掌權者,而是對於美好前景的嚮往與追求。」保釣運動從未頌揚美日擺布、欺負中國的現狀,反而是不滿現狀,所以展開對於「驅逐美日惡勢力」美好前景的嚮往與追求。錢先生反對頌揚現狀成為愛國主調一說,實在太含蓄、太幽微了。莫非他指的是統派保釣人士對於中國進步現況所表達的欣慰之情?果真如此,這不就證明前面錢先生擔心「愛國者所愛之國並不美好」純屬過慮嗎?愛國者所以頌揚,不就是中國進步、美好?錢說:「愛國者要如何判斷、決定自己所想像、嚮往的國家,是不是一個好的國家?我們生活在高度多元而且分化的社會中,社會成員的身分、位置、處境、世代非常多樣而且差距極大,人們的認知、利益,信仰,以及生活方式也非常不同。今天幾乎沒有任何國家還是一個同質、統一的共同體,追求一個單純的富強目標。」錢先生為違反《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且製造東亞不安的美、日,提供極佳的反省課題。美日人民真該思考自己的國家是不是好國家。美日國內確實不同質,存有異見,不少良心人士確實反對自己的政府以打壓他國實現本國的富強。但顯然錢先生關切的對象不是侵略者美日,卻是被侵略的中國,因為他在檢討中國人的愛國主義。我們不解的是,中、美、日都不是錢氏所謂的同質共同體,他們都面對不知國家是否良善的問題,依照錢先生的疑慮,三國是否都該無為而治、聽天由命?顯然美日兩國並非如此,他們一再執行以鄰為壑的國家目標,卻都避開錢先生的批評,反倒是自衛、爭公道的中國,必須面對錢先生的質疑與掣肘,這公平嗎?錢說:「中國屬於全體國民,沒有任何愛國者有資格壟斷愛國的方向與目標,沒有人能規定公務員、農民工、都市白領,以及境內的少數民族如何愛這個國家。愛國者必須假定,無論立場與價值觀,不同的人都關心自己國家的處境,也都對國家的前途懷抱著真誠的寄望、敦促以及祝福。不同的愛國主義,乃是不同立場的人對於國家的理想前景的多種想像,不可能定於一尊。」遠從牡丹社事件到甲午戰爭,從九一八事變到中國抗戰勝利,日本自二戰戰敗之後從未真心懺悔道歉,迄今仍在支持臺獨裂解中國,中國全體國民難道非得經過14億人普選、公投的所謂民主方式,才能讓錢先生相信保衛釣魚臺是全體國人共同的愛國方向與目標,而不是被少數偏執的愛國者挾持?在防日(說不上反日)、保釣的議題上,被錢先生百般呵護的另一種立場、另一種愛國主義究竟是什麼?是放棄保釣嗎?錢說:「一個國家如果不承認國民的平等,不允許國民享有平等的權利按照自己的信念去愛國,注定稱不上美好。……愛國主義需要一種多元、平等、相互尊重的倫理意識。」一個對中日歷史所知有限的漁民,一個主張釣魚臺屬於日本的媚日分子,他們的愛國信念與方法,絕對不同於一個苦心孤詣的愛國知識分子。為了實踐錢先生所謂的多元、平等、相互尊重的愛國倫理,釣魚臺和臺灣是否就應拱手送給日本?錢說:「愛國主義與自由主義有緊密關係。……一個愛國者即使並不是自由主義者,但為了讓其他各種愛國主義關於國家的想像都有存身之地,也會盼望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國家維持一種自由主義的架構。」國家的維護、治理、建設,是高難度的專業問題。公共政策常需在不同立場者、不同利益者之間折衷妥協,不可能讓他們各持己見。重大國政需要政治領袖引領全民凝聚共識,不是各吹一把號。為了整體的大自由,個體不得不犧牲小自由。即便自由主義盛行的美國,一個反戰的士兵也會被送去伊拉克屠殺無辜平民。治國並非請客吃飯,也不是藝術創作,天馬行空的自由主義想像絕非治百病的萬靈丹。錢說:「我嚮往的國家,是能容得下各種愛國主義想像的國家,這裡面包括了左派與右派、自由派與保守派,以及各種身分、信仰、觀點與利益。」錢先生所謂愛國主義的「想像」,如果是指容許左派與右派、自由派與保守派,那麼今天的海峽兩岸都滿足此標準,根本不成問題。與當下的討論更密切但錢先生未提或避提的「想像」,應該是容許統派與獨派、保釣與棄釣。假如臺獨與棄釣觀點也是錢先生認定應被尊重的一種「愛國主義的想像」,顯然這個國不是中國,而是(不容統派和保釣的)「臺灣國」或日本國。如果這是錢先生的本意,顯然他一向堅持的自由主義已經「自由」到敵我不辨、夷夏不妨。如果這不是錢先生的本意,那麼在「保釣50」的研討會上,他一再提起「容得下各種愛國主義想像的國家」意欲為何?錢說:「中國崛起後,國際強權政治的運作方式勢必有所不同,但是敵我對峙的意識依然強盛。這種情況之下談愛國主義,很難不被各種官方愛國主義、沙文主義帶著走,結果複製當年的許多問題。」敵我對峙意識確實不是好東西,但是中日所以對峙,一直是日本先侵略中國,中國被迫自保、反擊。錢先生疏於批評侵略者,卻一再擔心自衛、自保者淪為官方愛國主義、沙文主義。他評斷中日兩國的雙重標準,令人難以置信。總之,錢永祥的「自由主義」已經流於道德相對主義、歷史虛無主義,足以「解構」一切是非對錯,而且有破無立。釣教協禮聘他為常務理事,難道是要以「解構保釣」的方式來保釣?錢永祥的發言,足以顯示今日的釣運已經面目模糊到令人無法辨認的地步。實際上,否定了歷史中的事實與是非,保釣才真的只剩下由原始慾望主導的情緒。難道這就是釣教協要走向草根、走近漁民的「理論基礎」?(文章未完,下期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