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份: 2021 年 9 月

澳門特區政府:《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為澳門締造良好新機遇

〔本報特約記者 劉剛 王愛華報導〕《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9月5日公佈。澳門特區政府表示,這是中央政府支持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豐富「一國兩制」實踐的重大部署,為澳門長遠發展注入新動力。特區政府對總體方案的出臺表示熱烈歡迎和衷心感謝,將積極把握總體方案為澳門締造的良好機遇,為謀劃特區長遠發展注入新動能。特區政府表示,建設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是深入實施《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的重點舉措,是豐富「一國兩制」實踐的重大創舉,是全面深化改革、建設更高水準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重要部署,為澳門長遠發展注入了新動力、提供了新空間、創造了新機遇;有利於增進澳門特區廣大居民的民生福祉,有利於澳門特區保持長期繁榮穩定和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特區政府指出,《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明確了合作區「一條主線」 「四個戰略定位」和「四項主要任務」,橫琴開發進入粵澳全面合作共商共建共管共用的新階段。特區政府將在中央的指導下,按照總體方案的要求,與廣東省政府、珠海市政府一起積極推進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的建設。特區政府堅信,在堅守「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的原則指引下,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定能探索出發展的新體制、新示範,為澳門特色「一國兩制」偉大實踐行穩致遠注入新的動能。特區政府期望澳門社會各界和廣大市民團結一心、緊握機遇,努力實現方案中訂定的目標,共同為澳門締造更美好的未來。

東京殘奧會溫馨落幕,中國體育代表團連續五屆殘奧會「雙榜」居首

〔本報綜合報導〕東京殘奧會9月5日晚在東京新國立競技場溫馨落幕,在9月5日的東京殘奧會最後一個比賽日中,中國選手又獲得了三枚金牌、三枚銀牌和一枚銅牌,中國體育代表團最終以九十六枚金牌、六十枚銀牌和五十一枚銅牌、共計二百零七枚獎牌的佳績結束了本屆殘奧會的征程,連續五屆殘奧會位列金牌榜、獎牌榜首位,英國、美國體育代表團分別位列金牌榜、獎牌榜第二、三位。當晚,以「和諧之聲」為核心理念的東京殘奧會閉幕式演出在東京新國立競技場上演,女子輪椅籃球運動員張雪梅作為閉幕式旗手,引領中國體育代表團現場見證了本屆殘奧會的溫馨落幕。東京殘奧會中國體育代表團秘書長趙素京介紹說:「在12天的賽程中,殘奧會中國體育代表團參加了20個大項的比賽,創造了29項世界紀錄,連續五屆殘奧會位列金牌榜、獎牌榜雙第一,實現了安全參賽、展現精神、爭創佳績、傳遞友誼、運動成績和精神文明雙豐收的參賽目標,書寫了中國殘疾人體育新的輝煌。從參賽成績上看,東京殘奧會中國代表團此次參賽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是田徑、游泳、乒乓球、輪椅擊劍等優勢項目繼續保持優勢。二是舉重、射箭、射擊、自行車等潛優勢項目取得突破。三是羽毛球、跆拳道、鐵人三項等首次參賽項目令人驚喜。四是集體項目可圈可點,坐式排球女隊、輪椅籃球女隊、盲人門球男隊均打進決賽。五是年輕運動員表現搶眼,首次參加殘奧會的年輕選手超過40%,新生代運動員為中國殘疾人體育運動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參加東京殘奧會並取得優異成績,為我們備戰北京2022年冬殘奧會積累了經驗,增添了信心。」

浙江寧波:備足「糧草」迎開漁

〔本報特約記者 胡學軍報導〕9月5日,浙江省寧波市奉化區桐照村的漁民們正忙著做好開漁前的最後準備工作,維修機械、更新雷達、織補漁網、紮纜繩扣、補給糧油等,以最充分的準備,迎開漁、趕大海。期待開漁後能一帆風順,滿載而歸。今年4月30日起,浙江省寧波市4000多艘漁船陸續回港,大陸沿海四大海域同步進入伏季休漁期。根據相關規定,最長休漁時間達4個半月。伏季休漁,是由漁業行政主管部門組織實施的保護漁業資源的一種制度。它規定在每年的一定時間、一定水域不得從事捕撈作業,因該制度所確定的休漁時間處於每年的三伏季節,所以又稱伏季休漁。

大疫流行,國家在哪:淺談宋代(960-1279)政府的抗疫措施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 陳韻如 自從2019年新冠疫情爆發以來,從一開始的實名口罩制,到今年的簡訊實聯制和最近的疫苗預約系統,政府的防疫措施已經成為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這篇文章想簡單地談談在一千年前,一個沒有口罩、網路、手機、疫苗和國家隊的時代,當時的政府(指皇帝、中央和地方的官員等)如何理解疫情、又如何防疫與抗疫。一、 面對被傳染的恐懼:宋代官員的看法在討論宋代政府如何應對傳染病前,必須先處理一個更基本的問題:宋代人認為疾病會傳染嗎?根據中研院院士梁其姿教授在2010年的研究,「傳染」一詞用來指疾病傳播的用法大約在950年出現,之後在宋代更加頻繁可見。在「傳染」一詞之前,古代中國醫書指疾病傳播的常用詞是「染」這個字。染在古代中國可以用來指布料染色、壞習慣的擴散、和疾病的傳播等。例如中國第一部病因學專著、由隋代朝廷編纂、成書於610年的《諸病源候論》,就提到某些疾病會「染著」、或「染易」他人。《諸病源候論》對於「染著」、「染易」的討論重點在於哪些病會染易他人、哪些不會,很少討論是透過什麼物質染易,例如是透過口水、還是物理接觸等等,更沒有當代生物醫學的細菌傳播和病毒傳播等概念。面對可能會傳染他人的疾病,宋代民眾的應對做法之一是拋棄病人,類似任其自生自滅。例如:將病人單獨留置在房中或小屋中,不提供飲水與食物等。這種做法引起了許多宋代官員的批評,許多地方官員也希望能革除此類風俗。例如:宋代隆興府進賢縣(今江西省南昌市)的縣令程迥在1176年撰寫了一部醫書《醫經正本書》,書中大力反駁疫病會傳染的觀念,認為人民不需要因此拋棄患病的親友。程迥生卒年不詳,只知道當時是位縣令,在宋代的文官體系中屬於低層文官。現存的宋代資料看不出他曾經受過系統性的醫學訓練、或曾經行醫營生。這種非醫生或沒有醫學訓練的人寫醫書的現象,在宋代很常見。程迥主張一群人在同一地區同時得到某種病,是因為造成這些病的怪異之氣剛好出現在該地區和該時間。生活在該處的人們因為感應到這異氣,才會同時生病,並不是因為傳染。程迥的說法並非異想天開,宋代以前的醫書就有類似看法。前述的《諸病源候論》便提出:「傷寒」、「時氣」、「天行」這些疾病是指人感應到與氣候有關的外在環境之氣而生的病。例如:傷寒是觸冒到寒毒之氣(有點像我們現在還是會說感冒是因為著涼)。時氣和天行是感到四時失節之氣,例如:某一地本來應該是溫暖的季節,但天氣反而很冷;或是寒冷的季節,天氣反而溫暖。當地人群感應到這四時失節之氣,身體不好者,便會生病。除了「傷寒」和「時氣」等疾病名稱外,中國古代常用「疫」泛指一群人同時出現相似症狀的疾病。即使以現代生醫的觀點來看,造成一群人同時出現相似症狀的原因很多,除了傳染外,還包括食物中毒、中暑、空氣污染等。換句話說,宋代醫書對疾病的分類,並不像當代生醫一般存在著傳染性疾病和非傳染性疾病的明確區分。與程迥同時代、也擔任過縣令等地方官職的知名思想家朱熹(1130-1200),卻提出另一種論點。朱熹認為這種強調疾病不會傳染、人民因此不需要畏避病人的論點,是從「利害」的角度來申論。朱熹並指出這種論點的缺點在於:當人民相信這番說辭、去照顧生病親友,卻因此得病時,仍然會拋下患者,避其唯恐不及。朱熹主張更好的、能真正教化人民的論點,應該是從「恩義」的角度來申論:官員應教導人民以恩義為重,即使有可能被傳染,仍不應拋棄患病的親友。朱熹對疾病是否會傳染的看法,明顯不同於程迥。兩人的例子顯示:宋代官員對於疫病是否會傳染,沒有統一的看法;但基本共識是,人民不該拋棄患病的親友不顧。二、宋代政府的防疫和抗疫措施宋代政府應對疫病的措施各色各樣,包括:皇帝舉辦祭祀儀式,祈禱疫情趕快結束、或下詔表達對自己所作所為的深刻反省、或要臣僚直言進諫等。朝廷還可能派遣政府醫官診斷和治療病人、發放藥物、頒布醫書、煮粥賑濟人民、發放糧食、或提供病死者棺材等。有時某一地的疫病太嚴重時,還可能暫時減免該地的賦稅。有時候個別的地方官員會設立房舍,安置病患,甚至會依照病情輕重,安置在不同的房間,以防傳染;或是派人去掩埋患者的屍體。但此舉不一定是因為擔心這些屍體會傳染疾病,而是出於人道考量,或是擔心曝露在外的屍體,其污穢之氣會引發更多的疾病。在上述各種措施中,最常用的方法是派遣醫生診治、頒布相關療法、和發放藥物。例如992年北宋(960-1126)首都開封(今河南開封)大疫流行,朝廷撥出五十萬錢買藥,並派遣十名醫官,分別駐扎在開封的交通要道上,讓患者問診並賜給藥物。1146年南宋(1127-1279)首都臨安(今浙江杭州)發生瘟疫,朝廷派遣四名醫官到臨安府城內外看診、給藥。除了疫情爆發後才介入外,宋代也有少數官員試圖事先預防疾疫爆發。其中一個例子出現在宋仁宗趙禎的在位期間(1022-1063)。事情開始於仁宗慶曆八年(1048)。那年夏天,黃河決口,改道北流,造成今天的河北一帶嚴重的水災。水災之後又發生饑荒,據說慘烈到人食人的地步。朝廷曾發錢賑濟災民,仁宗也派遣了使者去發放藥物。但許多災民們開始湧入災情較不慘重的山東地區。當時擔任青州(今山東益都)知州的著名文臣富弼(1004-1083),決定採取與過往地方官員完全不同的賑災模式。之前常見的地方官賑災模式是將災民聚集在城中、再施粥救濟。這些災民或在領粥時互相踩踏,或因領不到粥而餓死。其他活著的災民群集在城中,反而又出現新的疾疫。考慮到災民聚在城中可能產生的死亡和疾疫風險,富弼決定採取新的方法。他向民眾募款,再加上公費後,徵集到十餘萬處的公私房舍。他將流民們分別安置到這些房舍中,再發放食物。對於協助賑災的官吏們,富弼不但詳細記載了他們的功勞,每隔五日便送酒、肉、飯等食物慰勞他們。這些官吏們遂人人盡力協助賑災。富弼還設立墓地,埋葬不幸死亡的流民們,並親自撰文祭拜這些死者。隔年,麥子大豐收,富弼讓流民們領取這些麥子後、回到各自的家鄉,最後共有五十餘萬的遊民存活。富弼的賑災模式,從此天下相傳,成為典範。三、餘論:宋代醫療史在新冠疫情中的(可能)功用前兩節簡單敘述了宋代官員對傳染的看法、政府的防疫和抗疫措施。這些故事對於當代的我們有什麼意義呢?更廣泛的來說,宋代醫療史的知識對當代有什麼意義?當然,後者是個龐大而複雜的議題,一般大一歷史學系的必修課可能要花每週兩小時、共十六週來說明歷史學的功用,遠非本篇小文可以解決。何況不同歷史學家對這問題,常有不同的答案。但最粗淺地來說,我認為要回答這些問題,必須將歷史知識分為史學普及平台中的知識、和學術論文中的知識兩類來談。史普平台介紹的歷史,或多或少地簡化了學術研究中的複雜論述,例如:既有的研究成果和爭論、史料年代判定的討論、對同一份史料的不同解讀、不同歷史觀間的辯論等。除了簡化研究論述外,史學普及文常佐以大量的歷史故事,希望增加讀者閱讀的趣味性。但這不代表歷史學者的工作日常就只是從史料中找故事。歷史學者作研究的目的也絕非僅止於挖掘和串聯有趣的故事,更多是外人看來嚴肅和枯燥的資料考證與分析。相對於學術論文,史普文的意義之一,可能在於提供通俗易懂的文章,幫助更多的讀者以古鑑今。比如理解許多古人和我們一樣害怕被傳染;或是古今對照後,發現當代的一些相似抗疫和防疫的措施,在古代就受到質疑,從而更警覺地檢視當代的防疫措施的問題。例如:富弼發現施粥救濟反而造成災民搶破頭,容易出現踩踏意外,開始思考新的發放方式。而今年7月4日花蓮縣接種站讓排隊民眾以百米賽跑的形式,搶疫苗殘劑的登記資格,導致民眾摔倒受傷。隔日花蓮縣長率領團隊鞠躬致歉,提出新的預約方法。這事件與富弼的擔憂遙相呼應,都牽涉到地方官員該如何安全、合理地分配防疫相關物資。至於以古鑑今後,能否鑑往知來,就非歷史學之事了。畢竟歷史學者的核心研究目的是嘗試釐清過往發生之事,而非預測未來。而本文中所談的故事若要放入學術論文,便需要更仔細地釐清和考證相關事件的內涵。以富弼防疫的故事為例,其中有許多疑點,需要歷史學者再深入辨析。例如:為什麼災情已如此嚴重,還有多餘的酒肉,能每五天就犒賞一次協助賑災的官吏?故事中的數字(十餘萬處的房舍、五十餘萬存活的流民),有沒有可能被誇大?如果有,為什麼要誇大?這故事是又誰寫下?為何寫下?又是怎麼流傳出去的?傳抄的過程中出現哪些情節變異?改變這些情節,又有何可能的功用?這些問題都需要歷史學者再搜尋和比對其他宋代的資料,才有可能進一步釐清。或許有些人會疑惑:即使歷史學者盡力釐清了富弼防疫的故事,這些畢竟是一千年前發生的事情了,對當代有什麼意義呢?一個可能的意義是,當有人試圖用這故事(或其他類似的故事)為例,宣揚中華文明或是中華政府自古就有優良的抗疫傳統,或宣傳宋代在防疫上有重大進步、超越同時代的歐亞各國時,歷史研究可以幫助反思這些宣傳,避免歷史變成當代政治或國族宣傳的素材。此時,以古鑑今就不只是有趣的新知,而是有更迫切的現實意義了。(本文轉載自臉書∕歷史學柑仔店)

【2022選微鏡(1)】 透視2022台灣九合一選情

■本刊特別報導 (圖/翻攝自Unsplash圖庫) 前言:2021年中秋近了,距離2022年眨眼及至,各個黨派無不摩拳擦掌展開佈局,不管同黨間暗潮洶湧的台下競爭,到檯面上合縱連橫,還是政黨間的廝殺,都一一浮上檯面。本報社自今日起特別組織專案對2022年的台灣選舉做完整的報導,希望能為台灣的民選提供更多的選舉資訊,讓選舉有面透明化的鏡子,照亮這個台灣社會。2022年台灣地區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又稱「111年九合一選舉」),包含直轄市自治法施行以來的第8屆直轄市市長選舉,以及地方自治實施以來的第19屆縣市長選舉。九合一部份包括直轄市長      、直轄市議員、縣市長、縣市議員、鄉鎮市長、鄉鎮市民代表、直轄市原住民區長、直轄市原住民區民代表、村裡長等九個項目。依目前排定的日期,九合一的選舉將於2022年11月26日舉行,到時的選況勢必激烈,而不可預期的是中間選民的立場跟年輕選票的動向,才是這場選戰最重要的任務,許多欲投入選舉的候選人,早已是鴨子划水,蠢蠢欲動。因為黨主席掌握了選舉的提名權,所以這次國民黨的主席選舉非常重要,國民黨主席的選舉參選人也在9月4日舉辦了黨主席的政見辯論。這場主席的選舉勢必嚴重影響國民黨2022九合一選舉的成敗,民眾皆靜觀以待。